阎铁成
中国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证实，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连续性发展的突出特性。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郑州始终参与其中，保存下来的多姿多彩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突出特性的经典读本。
一、三万年前开始，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胚胎
考古发现证实，中华文明从距今五万至三万年前现代人形成时就开始孕育了。至少十万年前，郑州嵩山地区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开始了由古人向现代人的进化。郑州织机洞遗址文化层堆积24层，出土大角鹿、披毛犀、羚羊、野牛等动物化石2000余件，刮削器、砍砸器等石器2万余件，用火遗存17处，向人们展示着一段段人类生活的生动印记。距今五万至三万年前，中国现代人类形成，中华文明基因开始孕育。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周边20多处遗址呈现了多个人类居住点围绕一个中心营地串联而居的景象，表明人们已经形成以血缘为单位生活并与多个血缘单位守护相望的生活习俗，萌芽了后世聚落的雏形。在其中的中心营地，一个生活面上同时出现多处火堆灰烬，呈现了以家庭为单元生活的场景。郑州方家沟遗址的人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场地规划能力，能够根据不同活动需求对自然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彰显了人们开始有规划的生活人生。郑州赵庄遗址的人们建起了祭台，祭台之上摆放大象头骨，开始了营造与精神祈祷活动。这些意象孕育了文明的胚胎，为中华文明的肇始创造了坚实基础。
二、一万年前开始，催生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萌芽
距今两万年前至九千年前被称为新旧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制造陶器，磨制石器，孕育原始农业，中华文明开始起源。郑州李家沟遗址以其蓬勃发展之势点燃文明之火，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
郑州李家沟遗址分为三个文化层，最下层是一万五百年到一万三百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层。人们在这个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局部磨制的石锛和素面夹粗砂陶片，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残片，说明这一时期的李家沟人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特别是陶器烧制技术的开创和掌握，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层中发现的石器与之前的石器相比，制作技术有明显进步，可以应用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细石叶，娴熟地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镞、雕刻器等典型的细石器组合。文化层中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牛、马、鹿、猪等脊椎动物骨骼遗存，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比例高达半数以上，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这一时期李家沟遗址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此外，文化层中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其具体用途尚不十分明确，但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活动相关。这些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在旧石器晚期文化层的上面，是距今约一万三百年到九千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层。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中原腹地新石器文化的最早遗存，也是同时代全国为数不多的遗址之一。这一文化层明显增厚，说明遗址使用规模与稳定性远大于旧石器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阶段。文化层中发现了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块聚集区，堆积区由石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其中，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清楚地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大量烧石的存在说明这里亦具有烧火的功能，虽然尚未发现柱洞等建筑遗迹的迹象，但石块聚集区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相对稳定的居住活动有关。文化层中发现200多片陶片，比旧石器文化层多得多，说明当时人们已更多地使用陶器。已发现的陶片均为夹粗砂陶，颜色有浅灰黄色、红褐色等，器形很单一，均为直口筒形类器物，保留有早期陶器的特点。尤为突出的是，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以压印纹为主，还有类绳纹与刻划纹等。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制成的特点。这个文化层中发现的大型食草类动物遗存数量锐减，表明这个时期的生活方式与旧石器晚期相比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为对象的专业化狩猎转向采集植物类的食物与狩猎并重的生活方式。
在新石器早期文化层上面，是距今九千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特征的陶片以及其他遗存，显示出李家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早期文化阶段较成熟的制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显示其文化是一个依托于当地环境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体系，确立了其独立起源的原生性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三、八千年前开始，引领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
距今九千至七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住土木筑出现、原始聚落出现、原始农业出现、家畜圈养出现、专业制造出现、契刻符号出现、吹奏管乐出现、原始礼仪出现、原始宗教出现，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开始形成。郑州裴李岗文化以其丰富的创造、广泛的分布、强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中华文明的奠基。
裴李岗文化是首先发现于郑州裴李岗村的九千至七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它以嵩山为中心，方圆辐射约200公里，遗址达170多个，几乎遍布河南全省，其中郑州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莪沟遗址等是重要代表。
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开始在临近河边的向阳台地上建造房屋。房屋有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有单间、双间、三间。以房屋营造为标志，土木建筑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延续了族群共同生活的传统，通过集中建造房屋形成了聚落，开启了氏族社会的最初生活形态。裴李岗文化聚落内房子布局有序，功能区分有别，设施已见雏形。聚落内有人工修筑的排水沟渠，聚落周边有利用自然沟壑修建的防御式壕沟。显然，这个聚落的规划和建设是在一定组织的组织下完成的。以聚落建设为标志，社会组织管理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原始农业相关的遗存，发现有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镰、石刀等，发现有人工培植的水稻和粟，表明裴李岗文化已由最初的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转变。以生产工具、粟和稻出现为标志，原始农业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猪、羊、狗、牛、鸡等骨骼，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家畜圈养。以家畜圈养出现为标志，膳食营养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从规模数量和制造技术上看，是由专门社会成员制作的。精美的石器是裴李岗文化的突出代表，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石器的造料和制坯技术，磨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制造已经相当成熟，大件用泥条盘筑法，小件用手捏，器物表面饰有点纹、坑点纹、指甲纹、划纹等，个别器物上还饰有乳钉。以陶器、石器制造出现为标志，原始制造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与纺织有关的遗存和文物。峩沟遗址的陶制蚕蛹，裴李岗等遗址的骨针、纺轮，陶器上的绳纹、网纹和席纹等，说明纺织品已经出现。以纺织工具出现为标志，原始纺织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将采集的果实和种植的粮食去掉外壳将内核碾碎更易于被人体吸收，食物蒸煮熟了更美味。于是，他们创造了石磨盘和石磨棒，创造了蒸煮类炊具鼎、甑、钵，以及盛放类炊具盆、瓮、缸，汲水类炊具壶、罐，餐具类器具碗、盘、杯、勺、铲等，还有酿酒的滤器、喝酒的酒杯、储酒的酒壶等。以炊具餐具出现为标志，原始餐饮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在郑州裴李岗等遗址中出土了绿松石饰件、玉石管件、石环等饰品，发现了不少雕塑陶制动物，在郑州裴李岗、莪沟等遗址还出土了陶塑人头像，谱写了中国美术雕塑史的最早篇章。以佩饰、陶塑出现为标志，原始审美艺术知识体系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都遵从一个方向，墓圹为长方形土坑，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一般3至5件，最多的20多件。承担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的男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铲、石镰、石斧、箭镞等生产工具 。从事家务和采集活动的女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极个别的墓葬还随葬有饰品和艺术品。裴李岗文化的葬俗从布局、墓圹到随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以葬俗出现为标志，原始礼仪规制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墓葬随葬品的多寡还预示着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原始宗教开始出现。在郑州裴李岗遗址一座房子内，出土了一批陶塑，着重表现了人物和动物头像，部分人面形象具有面具化特征。其中以人面獠牙形象最为特殊，头部呈“介”字形，口中有獠牙上翘。考古人员推测这是祭祀所用。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裴李岗先民的精神信仰和审美意识萌芽，还标志着中国原始宗教艺术的早期形态，这类形象或是后世神像、兽面纹饰的艺术源头之一，开启了原始宗教的先河。
裴李岗文化在生产、生活、营造、文化、礼仪、社会组织等方面开始形成一系列原始知识体系。在这些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创形成的诸多方面的创世性成就，使她成为同一时期多元文化群中的翘楚和引领者。她不仅拥有其他遗址中的所有创造，并且还以其独有的雕塑艺术创造、礼仪规制创造、原始宗教思想创造等，为中华文明的创立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这是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文化很难比肩的。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裴李岗文化影响并促进了陕西的老官台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山东的后李文化、江苏的顺山集文化、湖南的彭头山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接触、沟通、碰撞和融合的枢纽和平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她的这些创新创造和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具有奠基中华文明的意义。著名考古学家韩建业先生指出，由于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已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四、六千年前开始，创造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元典
距今七千至四千年前，全国各个文化区文明元素快速发展，贫富不均的墓葬出现了、庞大的环壕和城池出现了、宏伟的祭坛出现了、庞大的水利工程出现了、精美的玉器出现了、丝绸与铜器出现了、中轴建筑出现了。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社会分工产生、社会阶层分化、原始国家出现等最新社会成就；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以地域为特征的中华多元文明的形成。 在这一时期，郑州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强势崛起，出现了拥有规模巨大壕沟或城池的聚落，演绎了“万邦林立”的壮阔场景，创造了农桑文明、历法文明、城市文明、建筑文明、邦国文明等重要成就，特别是创造形成的轩辕黄帝文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文化，郑州历史文明成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最璀璨的花蕊。
创造丝绸纺织，中国古代农桑文明开始形成。在郑州青台遗址发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且已经过颜色的炼染。罗的织作技术复杂，织物染色工艺高超，说明丝绸织造工艺技术已非常成熟。青台遗址还发现了麻纱、麻绳、麻布残片等麻织品，出土大量纺轮、骨针、骨匕、陶刀等纺织工具。此外，在郑州汪沟遗址也发现了五千年前丝绸遗存，在郑州双槐树遗址还发现骨雕蚕和丝绸有关的遗存，说明在五千多年前环嵩山地区的人们已普遍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织技术。他们植桑养蚕，取蚕丝巧织经纬，书写了丝绸纺织的最早篇章。自此，农桑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和重要特征。
创造观象授时，中国古代历法文明开始形成。五千五百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通过多年观察，已经对天体运行有了基本认识。郑州青台遗址筑起了北斗星系的祭坛；郑州双槐树遗址将北斗星系摆放掩埋在中心殿堂的门前；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星系、日晕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陶器上，并且有了以12个太阳、3个月亮表达某种概念的意识，书写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最早篇章。
创造大型殿堂建筑，中国古代建筑文明开始形成。五千八百年前，清静沟遗址建造了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庞大夯土台基，开创大型宫殿建筑之始。五千五百年前，青台遗址开始使用土坯筑墙，开创建筑材料革命之始。五千五百年前，大河村遗址构筑了木骨陶塑房屋，开创房屋建筑新模式。五千三百年前，双槐树遗址布局了前朝后寝中轴宫殿群建筑，中国建筑夯土筑台、中轴对称、朝寝分设的布局与形式初步形成，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
以城池创造为标志，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开始形成。五千八百年前后，郑州地区开始构筑城池，出现了清静沟城、西山城、点军台城、大河村城、水牛张城、古城寨城、王城岗城等，其中，郑州清静沟城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夯筑城池。清静沟城池由四重环壕、一重城墙组成，平面呈圆形布局，面积达55万平方米，用当时最先进的方块版筑法修筑。以清静沟城池出现为标志，中国城市文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以社会分化为标志，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郑州地区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悬殊明显。中心聚落规模宏大，建有防御设施的城池或环壕，形成了林立之势。城址群的出现说明等级和阶级关系的产生，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掠夺和被掠夺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单体聚落内部的等级化、分层化也十分凸显，高规格建筑出现，部落内部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比较明显，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进程中，郑州地区也形成独有的发展模式，以“天人合一”为原则，注重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王权为核心，注重人类社会发展；以礼乐文明为规矩，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形成了尊贵轻富、尚朴重礼、倾力民生、注重家国的社会时尚，种下了中华文明“轻宗教而重民生”的基因。
以百万平方米中心聚落出现为标志，中国原始国家文明开始形成。考古发现表明，距今六千年前开始，郑州地区开始出现中心聚落。这些聚落规模庞大，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万平方米以上。大河村、清静沟、青台、汪沟、楚湾、双槐树、西山、后庄王、尚岗杨等遗址，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环壕或城池，聚落内出现规模庞大的殿堂。特别是双槐树遗址首次出现了居高临下的高台建筑，出现了中轴对称建筑，出现了“前朝后寝”式布局，出现了主要殿堂下的北斗九星等埋藏，一改此前公共建筑环形布局、标志社会成员平等相处的形式，彰显了权利的至尊无上，肇始了后世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宫城和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所有这些表明，社会权力机构已经出现，维护权威的“承天而治”理念、尊卑有序的礼制建筑等已经形成，原始国家文明开始登上人类社会舞台。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说，双槐树遗址面积超过110万平方米，发现了三重环壕、大型建筑基址、墓葬、祭祀遗存，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古国阶段。
以黄帝时代出现为标志，中华文明初步形成。据《史记》等书记载，这一时期，万国林立，郑州地区的黄帝部落分别战胜炎帝和蚩尤，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分疆野、明礼乐、立制度、兴百官、种五谷、创文字、定干支、作立法、制音乐、兴嫁娶、做衣服、创医学、建屋宇、造舟楫等，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业。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以黄帝时代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因此，黄帝被尊为民族始祖。
五、四千年前开始，主导了中华文明走向一体
距今四千五百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红山、良渚、海岱、甘青、屈家岭等文化，在逐鹿中原后没能再向更高层次发展、向更广阔范围推进，消失在了历史硝烟中，而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元素却在郑州地区汇聚、碰撞后开始蝶变。郑州地区开放包容的胸怀最大限度吸收接纳了各个文明中的精华，而所坚守的“轻神去奢、敬祖重生”持续发展传统，为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于是，一个以郑州为中心的广域政治、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终于，距今四千年前，融汇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夏王朝在郑州地区建立，文化认同上的正统和超越地域的大统开始大踏步前行，开始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
夏王朝是历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近年来，在郑州，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四千年前至三千六百年前的郑州王城岗、郑州新砦、郑州东赵、郑州花地嘴、郑州斟鄩等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早中期的都城遗址。从一系列的考古发现看，夏王朝势力范围已“咸有九州”，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势力南至长江、北至幽燕、东至海滨、西至甘青的王朝国家。夏王朝时期，以禅让制为主导的“公天下”结束了，以世袭传子制为主导的“家天下”开始了，中央行政机构初具规模，设置了百官，依照典章“夏礼”管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设置了兵民一体的军队，装备有用青铜制作的兵器和铠甲；制定了“禹刑”，分为死、墨、期、膑、宫和幽闭6种，以肉刑、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初见端倪；修筑了监狱， 称“夏台”或“圜土”。夏王朝创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开端，开启了上古政治文明，影响中国四千年。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先生说，夏王朝“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商王朝推翻夏王朝先后在郑州的管城、敖山、小双桥等地建都，将文明发展推向新的辉煌。商王朝是在战争和征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用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和人口在被征服的地带进行分封，创立了开拓和巩固疆域的新形式，其势力大大超越夏王朝，影响已经达到今日中国三分之二的国土。商王朝形成了由商王、行政主官、决策执行机构和各级地方官员构成的立体权力体系，机构更加完善，政令更加畅通。建立了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成为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强化了统治。刑法更加细化，后世称商代“刑有三百”“刑名从商”。商王朝军队建设十分强盛，当时已经有了师、旅的建制，有了车兵和步兵，卜辞中动千动万兵力常见。文字已经成熟，中国考古泰斗夏鼐先生说：“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典章已经出现，《尚书》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在商朝基本成型。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商灭夏后不但尽有夏商之民和尽有夏商之地，并且进一步扩大控制的范围，建立了一个比夏朝版图大得多的统一王朝。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郑州商城，其规模之大与规格之高又远非夏朝都城的二里头可以比拟。由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十一世纪，商王朝被西北边陲的方国周部落推翻。周王朝对于郑州这个商王朝旧都十分重视，将这里视作统治的重中之重。周王室的重要成员都被封国在这里，周王朝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周武王灭商后专程到郑州嵩山告天祭地，又派儿子姬旦在这里测天量地确立“天中地中”。周武王将自己最信赖的大叔叔虢仲封在这里建立虢国，负责镇守周王朝的东大门；将最年长的弟弟管叔封在这里建立管国，负责监管殷商旧族反叛；派了周公的儿子在这里建立祭国，经络一方。周天子频繁巡视驻跸这里，著名的周穆王与祭公对话讨论以德治国的“祭公谏征犬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周王朝在殷商文明的基础上，弱化神治，强化礼制，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座高峰。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勇为天下先，挑战周天子权威，开启春秋时代，催生中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收集了产生在郑州地区主要篇章的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尚书》诞生了；产生于郑州地区占据国风六分之一的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诞生了；以列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邓析为代表的名家学说、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家学说、以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学说、以鬼谷子为代表的兵家学说等在这里诞生了，形成了影响至今的“郁郁乎文哉”中国文化传统。
夏商周三代，形成了古代中华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格、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路径，形成了从没有过的一统疆域，在南到闽越、北到燕辽、西到甘青、东到江淮的辽阔范围内，使用了同一种文字，实行了同一种制度，共享了同一种文化。“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建都郑州地区王朝的主导下完成缔造。
六、二千年前开始，助推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距今两千二百年前，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这一时期，郑州虽然不再是帝国王都，但位于帝都王畿之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中，郑州从来没有缺席，助推中华文明再向辉煌，书写了帝国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彩篇章。
帝国王朝在这里兴替。秦始皇统一六国从这里起步，先消灭这里的韩国占领中原，再灭赵、燕、齐、楚、魏一统天下，终开中华帝国伟业，书写了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辉煌篇章。郑州登封人陈胜一声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推翻秦帝国的战争。刘邦与项羽在这里大战70多个回合，荥阳城2000名妇女助刘邦脱险，广武涧让刘邦满血复活，终致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在郑州汜水之阳登上帝位，开启泱泱大汉江山，创立煌煌大汉文化。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被全国通缉，逃到郑州中牟受到保护得以东山再起。公元200年，曹操在这里又以2万兵力完胜袁绍10万大军，奠基魏晋王朝。隋朝末年，唐高祖李渊任郑州刺史，李世民随父在郑州生活。李渊起兵后，李世民凭借熟悉这里山水的优势，率3500名精兵在虎牢关大败窦建德10万大军，拿下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关键一役。随后，又在少林寺僧兵协助下，攻下轘辕关，夺下洛阳城，大唐霸业在郑州完成铸就。1635年，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在荥阳聚会，吹响了推翻王朝的号角。
建筑在这里营造辉煌。中国现存最早的礼制建筑汉三阙、现存最早的宗教砖石建筑嵩岳寺塔、现存最早的国家祭坛大周封祀坛、现存最早的民居建筑杜甫诞生窑、现存最早的天文建筑观星台等都在郑州。这里保留了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的建筑作品，从府衙、民居、坛庙、寺观、园林、陵墓、城市、水工等建筑类别，到阙、殿、堂、亭、台、楼、榭、轩、阁、廊、坊、桥、塔等建筑形式，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建筑类别和建筑形式，跨越时代之长、种类之丰富、价值之巨大、数量之众多，为全国所罕见，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史诗，使郑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能够展现两汉到明清两千载中国古代建筑实物的地区，构成了一部实例中国建筑史。
古代传统思想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张陵在嵩山面壁9年，开创道教，中岳庙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的庙宇，嵩山保存有道教最早的老君造像、最早的道教石碑。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梳理阐释儒学，形成程朱理学，使儒学走向高峰，这里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书院嵩阳书院。摄摩腾和竺法兰在青龙山建立慈云寺，开启华夏做寺之始，今天的慈云寺内还保存着中国最早的《释迦牟尼双足灵相碑》。佛教禅宗、净土宗在这里开创，繁盛至今。帝国时代思想界的三大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与郑州密切相关。
中国古典文学在这里书就灿烂，无论汉赋，还是唐诗，无论元曲，还是明清小说，这里都曾矗起文化高山，涌现出了一批批伟大的文学家。潘岳是汉赋的代表，杜甫、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李商隐是唐诗中的领军。郑州人的故事更是元曲和明清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经典。
这里创作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绚烂云天。新密打虎亭汉墓、登封王上宋金墓、荥阳瓦屋孙明王陵、登封少林寺殿堂的彩画展示了二千年中国壁画的精彩；巩义石窟寺、大海寺造像、北宋皇陵石像生是精彩绝伦的古代石雕艺术大美；新郑韩国宗庙碑、登封刘碑寺碑、登封大唐碑、郑州醉翁亭刻石等，展现了二千年古代碑刻的艺术经典。
这里助推中国瓷器不断创新。从公元前十六世纪瓷器在郑州创立后，在造型、釉色、烧制和装饰上不断突破。巩县窑的白瓷开北白南青之先，青花瓷创瓷器艺术经典。密县窑的白地黑花、登封窑的珍珠地刻花、郑州窑的柴瓷等也都是中国瓷器制造的扛鼎之作，书写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灿烂篇章。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有不少区域参与了文明的创造，但是，他们或在某一阶段缺席，或没有走到最后。郑州地区不仅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就，还以博大的胸襟将诞生在各地的“多元”文明团合在一起，缔造了“一体”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突出特性的经典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