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幅明
当黄河的波涛在甲骨上刻下第一行韵脚，当《诗经》的“关关雎鸠”在黄土地上回荡，这个国度便把诗写进了骨血。2000多年了，它被供在案头，列入蒙童的必读，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孔子站在庭院里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此，诗不再是纸上的墨迹，它是中国人开口说话的底气，丈量灵魂的尺子。
街巷间匆匆的行人，谁的唇齿间没有藏着一两句平仄？中国人是含蓄的，把千言万语折叠成“欲说还休”；中国人又是浪漫的，把柴米油盐熬成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不在远方，就在母亲缝补的针脚里，在游子回望的月光中，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深情里。
这片土地从不缺诗人。金戈铁马的老将军，酒醒后挥毫便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即将离世的耄耋老人，提笔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呼吸。
而今天，当外卖员在城市的网络里穿梭，在配送的间隙，在笔记本上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的诗句，我们看到了诗国最动人的模样。他本可以放下头盔，走进写字楼的格子间，但他选择留下。因为他的诗，需要街头的烟火，需要风雨中的奔跑，需要千万个平凡生命里不屈的脊梁。诗，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它是泥土里长出的庄稼，是每一个用力活着的人，对命运最倔强的回答。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9个字，早已超越了诗句本身，成为民族的心跳。它写在探月的轨道里，写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我们望向窗外的目光中。
中国，名副其实的诗国。不是因为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典籍，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生命写诗。
以古为邻
我的窗，临着东周路。
这“东周”，本不姓姬，不姓姜，它只是位于一片叫“水磨周”村落的东面而得此名。那个周姓的老人，想必是慈眉善目，推着石磨，豆香飘了几百年，最后把自己飘成了一个地名：水磨周。
我常常想，那位磨豆腐的先人，若是知道自己的村子被夹在“西周路”和“东周路”之间，会不会哑然失笑？这两条路，不过是方位词。但这并不妨碍我的遐想。
向北走，是商鼎路。那是更早的图腾，青铜的冷光，饕餮的威严，带着血与火的气息。向南去，是商都路，仿佛能看见夯土城墙下，人来人往，车马辚辚。而我就在这“商”的南北夹击之中，安守着这一方虚幻的“周”。
郑东新区是新的，地铁呼啸着穿过城市的腹部。但它又是古老的，东部的圃田，有在此隐居40年的战国时代郑国名人列子故里。说不定就在能低头看见的脚下土层里，或许埋着几枚古郑国的碎陶、锈蚀的铜钱。
我住在名为“东周”的路上，却与一位磨豆腐的周姓老者为邻。于是，我每天走在东周路上，不再想起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只想起那一盘沉静的石磨，在时光里缓缓转动，磨出了白嫩的豆腐，也磨平了岁月的棱角。
以古为邻，其实是以那些沉默的、温厚的、真实生活过的人为邻。这比以任何一个朝代为邻，都要来得更踏实、温暖。
石壕村
来到豫西石壕村，最先撞入眼帘的，是一面醒目的影壁。上面刻着杜甫120字的《石壕吏》，一笔一画，像是刻在石头上的叹息，带着安史之乱的烽烟与苍凉。我伸手触摸那些凹陷的笔画，指尖仿佛触到了公元759年那个春夜的寒凉，触到了差役的怒吼，和老妇人压抑在喉头的悲泣。
全村人都以杜甫来过而自豪，仿佛这只是昨天的事。一个老乡指着村后的小山，指着那些斑驳的土墙，眼里闪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他们骄傲，因为他们的村庄，曾在一个伟大的灵魂里，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沿着村中唯一的大路漫步，两旁是错落的砖房，门楣上贴着褪色的春联。我寻找那堵老翁翻越的矮墙，寻找那扇老妇人推开的柴门。可眼前只有寻常的院落，只有炊烟，只有鸡犬相闻的安宁。
我站在一处寻常的院落前，闭上眼。风穿过柳枝，发出细碎的声响，恍惚间，我听见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余音。我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在昏黄的油灯下，将满心的悲愤与同情，化作一行行凝练如铁的诗句。他没有挺身而出，也没有高声呐喊，只是静静地听，最终让事实自己说话。
老屋不存，诗魂犹在。它不在某一块具体的砖石上，而在每一个读过《石壕吏》的人心里。在那群于树下下棋、聊天的村民平和的笑声中，在这座村庄历经“干壕”“甘壕”，最终回归“石壕”的沧桑变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