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鸿飞
要说古代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运动，蹴鞠应该算头一份。
而在当今许多父母眼里，似乎孩子一旦沾上这玩意儿，书也不想念了，功课也荒废了，整日追着一只球疯跑，横看竖看不像件正经事。不过，这位长辈若是略通史事，一边责骂一边也会提醒——就算真能靠蹴鞠踢出一条仕途来，留下的，也未必全是风光与体面。
这番话倒点出了一桩耐人寻味的史实：在漫长的帝制时代，蹴鞠的面孔并不单一。它时而是练兵之术，时而是消遣之戏，偶尔，又成了通往仕途的一条捷径。
不妨从一段古老的外交辞令说起。
《战国策》里，苏秦游说齐王，极言临淄富庶，说城中“吹竽、鼓瑟、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的人遍地皆是。话虽有些夸张，却足以说明，在战国繁华都市里，蹴鞠早已是民间日常的娱乐。很快，这项带着市井烟火气的游戏，便被人发现了另一种用途——它可以在训练兵将时使用。
汉代名将霍去病“穿域蹋鞠”，在地上画出球场，供将士驰骋。《史记》写这事原是带着批评之意，可后来的兵家却从中读出了真正的价值。刘向说，蹋鞠乃“兵势也”，是练武士、察体力的好法子。奔跑、冲撞、争夺、配合，哪一样不是战场上必备的本领？班固更是将《蹴鞠》二十五篇收入“兵技巧”一类。到这一步，蹴鞠已不仅是一项游戏，更带上了战术训练的意味。
如此说来，蹴鞠能“当官”，最初靠的并非单纯的球技，而是自身具备的超人本领。会踢球的人，往往被视为身手灵活、反应机敏，有很大机会进入军中，凭军功往上晋升。球不过是块敲门砖，官，还是要靠真本领去取得。
到了三国，这事开始有了“靠球吃饭”的味道。《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里有个人叫孔桂，他“晓博弈、蹹鞠”，会玩，更会办事，曹操喜欢他，常带在身边。后来他做了骑都尉，到曹丕时又转为驸马都尉。蹴鞠第一次真正有了“仕途助力”的意味——不是球本身有多大政治能量，而是会踢球的人，恰好遇上了有同样爱好的上司。
如果说汉代为蹴鞠定下硬核的基调，东汉人的一则记载则为其添了几分规矩意识。李尤作《鞠城铭》，为球场立下规矩：“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场上自有场上的规矩，不能因亲疏偏私，不能因胜负坏了分寸。在东汉人的观念里，蹴鞠早已不再是随意的嬉闹，而是讲究规则和分寸。
到了唐代，充气皮球让蹴鞠的观赏性和技巧性一跃上了新台阶。李白写“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王建写“寒食内人长白打”，说的都是宫廷女子以技取赏的情景。高超的球技未必能直接换来官职，却能赢得皇家的青睐与赏钱。蹴鞠至此，已不仅是球戏，更成了一门可以进入上层视野的技艺。
宋代则是蹴鞠真正繁盛的时期，它进一步踏入国家礼仪。《宋史·礼志》记载，接待外国使节时，有专门的“筑球军”进行表演，这些人吃皇粮、演国礼，算得上国家文化的门面。民间的齐云社则更像行会组织，定行规、传技艺、接演出，已具职业体育的雏形。高手大可凭手艺“入仕”进入筑球军，也可“入行”加入齐云社靠本事立足，但这终究与科举入仕、军功晋升不能等同。
真正把“踢球可当官”推到极致的，是高俅。王明清《挥麈后录》载，高俅原本在苏轼那里做过小吏，字写得不错，也并非是位只会踢球的闲人。后来他到端王赵佶府中，一次端王踢球，他在旁看得目不转睛。端王问：“你也会？”他答：“会。”下场一踢，果然合意，便被留在府中，日渐亲近。待端王登基成了宋徽宗，高俅一路做到太尉，成了武臣中的顶层人物。
后世一说起高俅，总容易简化成“靠踢球当上太尉”，这说法其实偏颇。高俅确有蹴鞠的本事，但真正让他得势的，还是那份懂得揣摩、善于应对的机巧。若没有苏轼幕府里的历练与早年的见识，他未必走得那么远。蹴鞠，不过是敲开王府大门的一块砖，绝非平步青云的全部本钱。
可蹴鞠的面貌，原本并不只有这一面。它能入军营，也能进宫廷；能上仕途，也能落在街巷。历代有多位画家创作过关于蹴鞠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现今上海博物馆藏的《宋太祖蹴鞠图》。这幅画作不仅是艺术珍品，也生动记录了宋初宫廷生活，展现了赵匡胤作为“球迷”皇帝的一面。宋太祖与赵光义、赵普等人一同蹴鞠，成了君臣相得的佳话。今天唐人笔记里写长安街头一名女子，球滚到脚边，接起再踢，高高送出，围观者看得发呆，这样的场面，跟“当官”没什么关系，却最见生活的烟火气。
更让人动容的，是《西京杂记》里汉高祖父亲的故事。刘邦做了皇帝，太上皇在深宫里并不快活，只因想念丰邑旧日的街坊邻里，尤其那些一起斗鸡、蹴鞠的少年。刘邦后来专修了新丰城，把旧乡亲迁来，老人家这才有了笑容。那一刻，蹴鞠已不是什么升官的捷径，它只是一位老人心里最柔软的乡愁。
2000多年过去，宫阙早成废墟，王侯也都散进了史书。可球场上的风、奔跑时的汗、球撞在脚背上“呯”的一记响声，好像并没有改变。蹴鞠一直不只是一场场“游戏”，它里头有兵势，有规矩，有技艺，当然也有人情。
至于“蹴鞠可当官”，听着像句玩笑，细想也不全是。只是当官的人，未必都配得上那只球；而踢球的人，也未必真的只想着去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