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距今7000年前，孕育了中华文明重要元素的裴李岗文化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向西影响并促进了陕西老官台文化的发展，向北影响并促进了河北磁山文化的发展，向东影响并促进了山东后李文化的发展，向南影响并促进了湖南彭头山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各区域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枢纽和平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萌芽了“早期中国”，为一体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裴李岗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蝶变形成更加强盛的仰韶文化。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看，环嵩山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裴李岗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形成了仰韶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河村类型，密集的聚落不仅贯穿仰韶文化发展的始终，而且开创了农桑社会、观象授时、城邦国家、建中立极等中华文明的核心元典，形成了嵩山文明。

一、仰韶时代的标尺

仰韶文化是中国7000~4500年前中华文明初步形成时期存在时间最久、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核心文化，被人们誉为仰韶时代。

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域中，由于嵩山地区是仰韶文化的源头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区，因而，仰韶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更为强盛，不仅遗址数量众多，近2000处约占河南省仰韶遗址的三分之二，而且延续时间长，完整演绎了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形成、辉煌的全过程，这在仰韶文化片区中是较为罕见的。

从考古调查看，嵩山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许多都是从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仅郑州就有16个遗址的仰韶文化直接叠压在裴李岗文化之上。从6000年前开始，嵩山地区的仰韶文化发展快速走向高潮，出现了大河村、清静沟、青台、汪沟、楚湾、秦王寨、后庄王、尚岗杨、西山、双槐树等一批中心聚落遗址。后期尽管仰韶文化开始衰落，但是还是出现了水牛张城池等一批聚落遗址，成为仰韶时代的唱晚。

在这些遗址中，大河村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个位于郑州市区的遗址，面积56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7~12.5米，从7000年前开始，历经仰韶文化时期（距今7000~45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4100年前）、夏商文化时期（距今4100~3100年前），由聚落发展为城邑，由邦国时代迈向王国时代，先民们在这里居住生活长达3600年之久，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建立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晰标尺，完整演绎了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成为仰韶文化的经典读本。

考古工作揭示，在仰韶文化早期（7000~6000年前），人们来到大河村，这个水丰草茂的田园世界，他们在这儿延续着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农耕渔猎的生活。从出土的近6000块陶片和一些生产、生活工具来看，男人们出去耕种、采集、打渔、牧猎，创新着生产，女人们在家纺织、制陶、做饭、带孩子，创新着生活。这一时期，彩陶器皿开始出现。大约从距今6400年开始，大河村人口开始增多，生活更加丰富，仅出土的陶片就达24000多块，是前一时期的4倍，其中绘有黑色和棕色带状纹的彩陶开始增多。

从仰韶文化中晚期（6000~5000年前）开始，人们的生活开始讲究，生活中出现了玉器、陶质手环、骨制发簪、陶铃。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陶器开始了轮制，并出现了白衣和米黄的陶衣，人们更加注意修饰，出现了兽牙饰品、骨制饰品和石磨饰品。大约从距今5500年开始，人们开始了木骨整塑陶屋的建造，并将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描绘在陶器上，饰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

从仰韶文化晚期（5000~4500年前）开始，大河村的社会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木骨整塑陶屋的建造技术炉火纯青，彩陶的制作达到高峰，出现了双连壶、蛋壳陶杯等精品器皿，发现了房内灶台有莲子，陶瓮内装满大豆。更多的天象观测结果和纹饰被描绘在陶器上，饰品大量出现，还出现了专门盛放发簪的器皿。这个时期房屋出现了扩建的套间，应是为了满足人口增多的需要，从房内出土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可供食用的粮食看，家庭和私有制已经产生。护卫聚落安全的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的壕沟出现了，随后又修筑了城墙。环壕和城墙的出现，标志着大河村已经形成以城垣为中心的原始国家，进入了邦国时代。大约从距今4700年开始，大河村社会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的迹象，彩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灰陶。大型版筑柱础坑和用幼儿奠基的现象出现了。灰坑中出现了捆绑着的尸体或零散的尸骨。房屋的建造出现了巨大反差，有的十分简陋，有的特别讲究。社会开始了新的重大变革，新的时代开始了。

4000年前左右，大河村不再是独具风采的中心城邦，出土的一系列遗存和遗物显示，其已融入夏、商一统王朝的发展大潮之中。在众多仰韶文化遗址中，如此完整经历仰韶文化发展全过程的遗址极其少见，著名考古学家杨育彬指出：“郑州大河村遗址无论从考古地层学或考古类型学上，都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树立了一个典型的分期标尺，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裴李岗文化在向仰韶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传播发展的路径不同，先后形成了仰韶文化多个发展片区，其中嵩山地区的大河村遗址和石固遗址、豫西地区的班村遗址、关中地区的半坡遗址都开始于仰韶文化早期。大河村遗址呈现了嵩山地区仰韶文化形成发展的清晰路径，与其他地区仰韶文化由在地文化受裴李岗文化影响发展而来不同，嵩山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从裴李岗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在发展中吸收融合其他地区文化，形成了仰韶文化中独具特色、极为重要的大河村类型，并在发展中率先迈向了文明时代。

二、农桑社会的创立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农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是以农桑为根本的社会，中国的农桑生产几乎主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而中国的农桑社会是在嵩山地区率先形成的。

嵩山地区拥有平原、河流谷地和低山丘陵等多种地形，形成了多样的土地类型。冲积平原土壤以黄土为主，比较肥沃，地势平坦，易于耕种，适合旱作农业；河流谷地，水源充足，适合水田农业；低山丘陵，适合种植果枣、栗、桑等植物。8500~3000年前，在全新世大暖期稳定的环境中，亚热带北移，形成了暖湿气候，带来了丰富的降雨，造就了嵩山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嵩山地区处于中国大陆的核心地区，资源交汇的优势使嵩山地区成为“文化熔炉”。

优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为嵩山地区农业发展、动植物生长和人类创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在9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农业遗存，有粟、黍、水稻、枣核；有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等。不仅发现了纺织品的印迹，还发现了纺织品已经开始染色。显示裴李岗时期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原始纺织已经出现。

7000~4500年前，仰韶文化继承并发展了裴李岗文化成就，社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裴李岗时代的“原始农耕萌芽”阶段向仰韶时代“成熟农桑文明”阶段迈进，率先形成一个系列的、超前的演进链条。

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彻底完成向定居农耕的转型，完全摆脱此前依赖采集渔猎的不稳定状态，形成以粟黍种植为核心的锄耕农业体系，在植物性食物中，人工栽培作物占比超过98%，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绝对主导产业。作物种植体系实现了体系化突破，从早期以黍为主的种植模式，升级为以粟为主、黍为辅的稳定旱作主粮体系，并形成水稻、大豆、蔬菜等多元配套作物种植，构建起适配黄河流域生态的完整作物谱系。生产技术与工具实现迭代突破，有肩石铲、磨光石锄、石镰等专用耕作农具大规模推广，土地翻耕、田间管理使谷物的产量提升数倍。粮食储备与剩余产品的突破，大量规整的圆形直壁平底窖穴被发现。粮食剩余催生社会分工，稳定的粮食富余支撑起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制陶、石器制作等行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

引人瞩目的是，纺织业有了飞跃式发展，出现了丝绸纺织。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对郑州青台遗址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层进行清理时，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瓮棺墓葬，其内尸骨保存完整，并黏附有褐灰色炭化物品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这是过去发掘中没有见过的，经纺织科研机构鉴定，这些炭化的物品残片具有丝纤维光泽、单纤维排列平行、无捻度等特征，这是桑蚕丝纺织物品。丝织品是蚕茧进行多粒缫制加工为长丝纺织而成的，既有平文组织的纱，也有左右互相绞缠后的椒孔组织的罗，纱和罗是需要织机纺织的，说明这时青台人已经有了原始织机。 引人瞩目的是，青台遗址出土的罗已经过炼染，呈浅绛色，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带有色泽的丝织物。

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与青台遗址同时代的汪沟遗址再次发现丝绸遗存。此外，人们还在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与现代家蚕结构一致的“牙雕家蚕”，实证了仰韶时代嵩山地区已驯化家蚕。这些发现实证，5500年前，嵩山地区养蚕缫丝纺织已经非常普遍，技术非常成熟，与发达的农业生产一起形成了完备的农桑文明社会形态。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指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三、观象授时的开篇

农桑生产与天气冷暖关系密切，随着农桑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人们开始了对天象的观察，形成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天文学成就。考古成果揭示，嵩山地区多个遗址的人们至少在仰韶时代中期的5500年前就开始观测天象，也取得一系列探索成果。

大河村遗址的人们5500年前开始关注天象，把观察到的天象画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成为仰韶文化彩陶艺术中的独有现象。大河村人对天象的观察细致缜密，既有对太阳和月亮的反映，也有对星辰变化和日晕现象的观察。陶片上的太阳纹均绘画在白衣彩陶钵的上腹部，有圆点纹和射线纹、圆圈纹和射线纹、圆点圆圈纹和射线纹，3种太阳纹虽然形状有别，色彩不同，但都是光芒四射，形象逼真。其中，通过对一件彩陶钵的复原发现，画在彩陶钵上腹部的每个太阳纹呈环形布局，夹角为30°，复原后彩陶钵上绘画的太阳纹为12个。月亮纹均绘在白衣彩陶钵的肩和上腹部，尽管绘有月亮纹的彩陶时间有早有晚，但月亮纹的组成是相同的，中间为圆点纹，圆点纹左右两侧各有1个相对的月牙纹，似乎中间圆点纹在表示每月十五前后的满月月相，右侧月牙纹表示上弦月相，左侧月牙纹表示下弦月相。大河村人绘画的日晕纹形象写意，中部为充满雾点的太阳纹，左右两侧各绘3道平行弧线纹，上下两端再各绘一个圆点纹，圆点纹上端大下端小，两组弧线纹外侧各饰射线纹，射线纹外侧又饰月牙纹，用以表现风圈和雨圈。大河村人还以一个圆点纹和3道放射状的直线纹，寥寥数笔、简洁又生动地描绘出了彗星的形象。此外，在大河村彩陶天象图中还发现有星座纹，由3个以上的圆点纹组成，两个圆点纹之间用直线纹或弧线纹相连接，因图案已残，全貌不详，推测有两种可能，即三岁星或北斗星的尾部。大河村遗址彩陶上有关天文图像的资料，数量较多，内容丰富，这些纹饰如果单独出现一种，很可能是装饰，它们的集中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该是先民们对天象认识的反映。透过这些彩陶上的图案可以发现，大河村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当中通过对太阳、月亮和星辰等天象的不断观察，已经发现了月亮每运行一个周期都要重复出现3种形状不同的月相（即上半缺、满月和下半缺），这是否是当时先民们已经认识到1个月的计时概念？陶钵上绘有3组月亮纹，这是否是先民们已经认识到3个月为一个季度？陶钵上绘有12个太阳，这是否是先民们认识到12个月为一年？星座纹如果是表示三岁星的话，就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三岁星出现在正南方时是春种之时，三岁星出现在西南方时是秋收之季，三星纹是否是先民们关于农时的表达？大河村先民们观察认识和总结太阳、月亮和星体的一些运行和变化规律，并将它们绘画在陶器上，开启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先河。

几乎与大河村彩陶天象图纹出现的同时，西边的青台、双槐树、西山等遗址，发现了用陶罐摆出的北斗九星图案。青台遗址发现了北斗九星祭坛，祭坛由九星图和圜丘组成，圜丘由黄土夯筑，圜丘的西边，有按照北斗九星形状摆放的9个陶罐，斗柄向北，其中7个大小不一的罐子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外还有2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即传说中的左辅、右弼。祭坛西部及东南部不同方位摆放4个瓮棺将九星罐和圜丘半包围，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个非正常死亡骨架，祭祀区北部、西南部、东部均有较多疑似地臼的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北斗九星祭坛。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殿堂门下、西山遗址城墙奠基遗存中，也发现了与青台遗址相同的北斗九星图案遗存。

北斗星象与时令变化息息相关，青台遗址内的北斗九星祭坛和双槐树、西山等遗址的北斗九星遗存，说明先民们对北斗星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其变化而相应出现的神奇天气变化充满了敬畏，进而形成了对北斗天体的崇拜，并且可能形成了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

天文图像、北斗九星祭坛的出现，是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是古代天文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天文学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嵩山地区的天文图像、北斗九星祭坛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文学资料，书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彰显了仰韶时代嵩山地区遥遥领先的文明成就。

四、向心落群的建立

农桑生产的发展使文明的发展开始加速，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人口向中心聚落集中，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面积数十万甚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等级阶层关系。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向心式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的“邦”“国”，以向心式聚落群形成为标志，“万邦林立”的邦国时代开始了。

在6000年前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期早段，嵩山地区出现了清静沟遗址，根据考古发掘，遗址复原面积大约55万平方米。遗址由4条环壕、一重城垣组成，城池内东北部，筑有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为大型建筑基址，在其周边建有成排住宅，南部建有墓葬区。城内还发现陶窑、窖穴、灰坑、祭祀坑等遗存，出土陶器、骨器、石器等文物，特别是出土的白陶环极其罕见。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的拥有城池的大型中心聚落。

在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中段，清静沟遗址东面出现了面积73万平方米的汪沟遗址，遗址内有三重环壕，南部分布有面积巨大的椭圆形广场遗迹，房址、灰坑等生活遗存分布于遗址中部高台地上，墓葬区分布于遗址西南部，排列有序。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与此同时，在汪沟遗址北部更是出现了107万平方米的青台遗址，青台遗址经过精心规划，由三重环壕围合，遗址内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作坊区等布局明晰，体现了古人对于空间概念的认识及规划。

在53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晚段，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遗址出世，遗址内有三重环壕、具有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广场遗迹等，还有3处共1700余座经过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另外发现有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为一体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构筑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具有中轴性质的宫室建筑， 成为这一时期仰韶文化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

从6000年前到5000年前，嵩山地区接续出现台阶式的50万平方米、7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的中心性聚落遗址，且都有标志性开创，同时周围还汇聚了一大批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址，据文物调查，仅郑州地区就拥有规模以上的仰韶时期的遗址220处以上，其中，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71处，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19处、30万平方米的遗址9处、50万平方米的遗址8处、100万平方米的遗址2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嵩山地区不同时期都有大型聚落以及数量众多的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现象，在仰韶文化片区中是不多见的，反映出嵩山地区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复杂化过程，同时也实证嵩山地区在仰韶文化整个发展时期始终处于率先发展的蓬勃景象。

五、城邦古国的肇始

中心聚落的形成，使各聚落集团对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于是，保卫聚落的设防城池产生了，城池的产生，标志着聚落组织力量更为强盛，中国开始城市文化时代，以城池为中心的“天下万邦”邦国时代的开始。从6000年前开始，嵩山地区建起了一系列城池，率先开启了邦国时代。

位于郑州市荥阳的清静沟城出土的器物显示，这是一座建于仰韶文化中期偏早的城池，时间在6000~5800年前之间，由4条环壕和一重城墙组成，复原面积55万平方米，其中城墙内复原面积35万平方米。清静沟城墙与环壕建于同一时期，平面为环形，4条环壕均宽3~4米、深6米左右。由外而内第二条环壕内侧构筑城墙，城墙为黄土版筑而成，残存宽7米、高0.6米。在城墙西部有一缺口，为城墙西城门，与西城门相对应的一环壕与二环壕呈现外凸式布局，形成类似于后世的瓮城防御结构。清静沟城池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版筑城池，与同时期的面积7.6万平方米的湖南城头山城、12.5万平方米的江苏斗山城相比，不仅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建造技术也先进得多。清静沟城池结构复杂，建筑技术先进，不仅把中国版筑城池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5800年前，反映了筑城者的强大组织力量，也标志着国家组织已经出现。

位于郑州市郊的西山城址建于仰韶时代中期偏晚的5300年前，由外环壕、内环壕、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环壕内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墙内面积约3.5万平方米。西山城池城门防御设施最具特色，西门设在西城墙北段，北侧城墙上建有守卫城门的望楼，与门道相对应的城壕挖筑较浅，两侧建有相对应的直径约3米的半圆形土台，应是架设城门桥的墩台，便于无战事时架桥通行，有战事时拆除桥板形成隔离防御。北门在北城墙东段，东西两侧为三角形城台，使门道平面形状呈外“八”字形。西侧城台筑有瞭望台。在北门外侧正中，横筑一道形如影壁的护门墙，增强城门的防御功能。西山城池的城门建设是防御功能的崭新创造，展现了西山人的卓越智慧和创新。

位于郑州市区的大河村城建于仰韶时代晚期的5000年前，由环壕和城垣组成，面积53万平方米，其中城垣面积约5万平方米。城垣依当时地势而建，采用土坯砌筑和黄土版筑混合构筑而成，其中的土坯垒砌层次缝隙交错。大河村城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的方形城垣，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使用成型建筑材料垒砌的城垣。

嵩山地区的这些城池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的一批城池，贯穿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始终，演绎了中国城池初创发展的完整过程，开启了中国城池发展史。城池的构筑，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做支撑，需要先进的建筑技术做引领，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组织才能实现，嵩山地区从“挖沟圈地”到“筑城建国”，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构建起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标志着邦国时代率先在嵩山地区开始，反映了这一时期嵩山地区的文明化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六、建中立极的滥觞

随着社会的分化，社会特殊阶层的产生，规范秩序的礼制开始形成，嵩山地区引领了这一变革。

双槐树遗址是5300年前后仰韶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双槐树的人们对生活场景和社会秩序进行了全新的布局。 遗址面对嵩山，中心区域迎面是大型墓葬区。在几座规格非同寻常的大墓环绕中心，是一座用夯土筑起的庞大祭台，这是黄河流域第一次发现夯土祭台建筑。墓葬区之后，是面积至少在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版筑广场，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大型版筑广场。广场北面原建有与祭台同时期的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巨大院落，毁后又在其上铺就了一条南北道路，在道路东西两侧对称建起两处大型院落，一处残存面积1600平方米，一处残存面积1300平方米，西边院落的门庭为三层台阶的高台建筑，东边院落的门庭为一门三道的礼仪建筑。两个院落中有殿堂建筑。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高台建筑和一门三道的门庭建筑。在两座院落之后，是一道夯土墙，夯土墙与内壕北部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区域，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在夯土墙东端的内侧又出现一道围墙，两道墙向东并行与内壕东部闭合。在并行约35米处有相通的两个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瓮城结构的城墙防御设施。围墙内，是三排以殿堂为主体的大型居住区，每排三座殿堂，中间一座面阔五间，两边两座面阔三间，对称分布。殿堂前建有廊柱，殿堂之间建有通道。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中轴对称的建筑形式。第二排中间的殿堂，面积达220平方米，殿堂南门前的地下埋有北斗九星图案，殿堂内埋葬一只头朝着门道的麋鹿和一头家猪。大型居住区内的殿堂均建在台基之上，一改此前殿堂半地穴建设模式。三排殿堂后面是水苑遗存，这也是中国史前遗址中的第一次发现。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呈现的是一个由中轴线穿起的、层层递进的、功能各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崭新世界，此后，凡都邑者均以此为滥觞。遥望天室嵩山，这是敬天，将祭坛和大墓作为环壕内的第一场景，这是法祖，用高墙把前面的两座院落与后面的大型居住区分开，这是“前朝后寝”将国事与家事分开，以中轴线将这些重要区域和建筑串联起来，这是彰显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念，体现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创立礼仪规制建筑的新秩序。

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先生指出：“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和高等级建筑的规模与河南西部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周围的布局理念迥然有别，高等级建筑群位于聚落北部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这种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意义深远。”

双槐树不同以往社会场景的中轴线布局，改变了此前聚落建设中彰显社会成员平等的环形布局传统模式，创造了一个社会分为等级的崭新场景。中轴线是双槐树人礼制思想的空间表达，体现出象天法地、建中立极、敬天祀祖、中正和合等思想观念，反映了鲜明的中华文明思想特性，中国的中轴线观念由此诞生了，递进有序的新秩序诞生了，居中为尊的新理念诞生了，建中立极的政治思想诞生了，社会最高权力机构诞生了。双槐树遗址成熟的礼制与王权、三重环壕与宫殿基址、中轴建筑布局等，是仰韶时代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最高峰，完美地诠释了何为“高度成熟的国家形态”。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