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宗科
如果按照农村的说法，母亲活了81岁，也算高寿了。母亲勤俭持家，和睦乡里，宽厚待人，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如今，最疼我的人走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妈想我了，这是她在召唤我。23日早上，我从许昌往巩义老家赶，见了老人最后一面。“妈，妈，我回来了。”当我拉着她的手，眼含泪花喊她的时候，她似乎能听得到，也只有微弱的反应。“走！赶紧回老家。”本家一位叔叔的话，瞬间提醒了我们。于是，我们家人陪着母亲，回到了她曾经居住了五六十年的地方，回到了那孔冬暖夏凉的老窑。仅仅过了几十分钟，母亲就慢慢闭上了眼睛。
母亲上世纪40年代初生于大户人家。1944年，日本人占领巩县，姥爷家道开始衰落，但由于持家有方，生活并不艰难。后来嫁到贫困的郭家，可她做事从不敷衍，干活从不惜力，对上孝敬公婆，对下慈爱晚辈，我从来没有见她抱怨过什么。
母亲很爱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身体孱弱，经常生病，母亲背着我翻山越岭，看病拿药，从不厌烦。我六七岁的时候，与伙伴们到邻村看电影，因为瞌睡走丢了一回，听人说母亲为此哭了一夜，那种撕心裂肺、母子连心的感觉，让我想起来就心痛不已。
母亲是个心胸宽广的人。我家住在大路边，西边就是上岭干活的路。谁家用什么东西，她都尽其所能；谁家放什么东西，她都悉心照看。农村的家庭大都养狗，但是母亲却坚决不让养，唯恐给乡亲们带来不便。上世纪70年代，农村兴“三转一响”，就是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1975年，我家省吃俭用，托姨夫从甘肃买回来一台缝纫机。当时村里有下乡知青，母亲就让她们来缝补衣服，很快也学会了缝纫技术。不久，舅舅娶亲，对方提出要台缝纫机。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就把这台缝纫机送给了舅舅。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母亲拿着抹布，把缝纫机擦了又擦。第二天，等机器抬走了，母亲的眼泪夺眶涌出……
母亲总是把风光让给别人，把困苦留给自己。平时在家里做好了饭，她总是让奶奶、父亲和家里人吃过了，才吃剩下的饭菜。1980年，我考上了当时全县唯一的重点高中——巩县二中，六七千人的大队仅考上两个，有的大队连一个也考不上，这对于父母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仅仅十几里的路程，她没有送我。可当年冬天，她怕我受冻，专门和本家婶子一起到县城学校，给我送来了加厚的“小大衣”。1981年春的一天下午，父亲突然来到学校，说：“恁妈有病了，我带她坐火车到荥阳去看。她在车站，让我过来看看你。”父亲说完就走了，我回到教室里，再也坐不住，书上的字像一个个蚂蚁吞噬着我的心。我飞快地向火车站跑去，那个时候，火车站管理不严，我跑到站台上，顺着车厢一节一节车地找，终于找到了他们，可是火车很快就开走了。在空落落的站台上，我伤心地号啕大哭，就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一样。
1982年，我考上郑州大学，走出人生的重要一步。为了节省几块钱的路费，大学四年母亲没有来看过我。后来弟弟生病，在郑州住院时，她主动提出到医院照顾，唯恐出现差池。有一年夏天，村里有个媳妇，因为与婆婆生气，喝了农药。当天下着大雨，父亲组织人抬担架往县医院送，母亲掂着暖瓶和其他东西，踏着泥泞，跟在后面，做着她能干的事。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是低调的人，一个坚韧的人。她总是说，好好干，别坑人。
母亲经常用朴素的道理，来教育和影响孩子们，而我们也没有辜负她，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我想，这应该是她老人家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