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国卿
我的母亲生于1925年秋，河南禹州人氏。不知是谁给她起名叫黄连英，都知道这黄连是人间最苦的一味中药，母亲的大半生就如同黄连一般，在苦水中泡大。
1928年，母亲老家禹州大旱五个月，夏粮颗粒无收。大地土焦井枯，遍地饥荒，树叶、树皮甚至连草根都被灾民吃光，就是想喝上一口水都很难，各个村落十室九空，居民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地外出乞讨。外婆带着她年仅12岁的大儿子和两岁的小女儿，也随着逃难的人流一路南下讨生活，但逃荒的人太多，一天下来，很难讨到一点儿吃的，两岁的母亲饿得“嗷嗷”直哭。小的吃不饱，大人没得吃，于是外婆对大儿子说，照这样下去，谁都没有活路，不行就把你妹妹扔掉算了。
大舅回说：“这可不行，毕竟是一条人命啊，与其扔掉，倒不如送给人家，如果妹妹命大的话，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外婆一听，感到也对，经热心人介绍，用一块银圆将还不满两岁的母亲卖到了荥阳县崔庙镇的一户人家。
爷爷奶奶共生了十个孩子，夭折了七个，仅剩下三个儿子，有儿无女，用一块银圆买来一个女儿值得。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母亲当女儿来养，而是视为花钱买来的“童养媳”，想怎样使唤就怎样使唤。
自3岁起，母亲就开始为这个家干着各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家务：放牛、割草、拾柴火，甚至还洗衣做饭。所做之事稍不如意就迎来非打即骂，柴火捡少了挨打，割草回来篮子虚了也挨打，碗没洗净还挨打。我奶奶受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认为掏钱买的马任我骑任我打天经地义。因此，打骂我母亲对她来讲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她看母亲做事不合意，顺手操起火钳就向母亲打去，打得母亲头部血流如注，鲜血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滴。之后还不准吃饭，命她再去割草。邻居三姥姥实在看不下去，用香灰为母亲伤口止血，鲜血与头发黏在一起，撕都撕不开。
有一次家里蒸的红薯少了一个，我奶奶怀疑是母亲偷吃了，于是将母亲的头按在凳子上，用手将母亲口腔挖烂，血肉模糊的肉块儿，吊在嘴边儿上，以至于半个多月不能吃东西，只能喝点儿汤充饥。九岁那年，家里柿饼不见了，奶奶又怀疑是母亲偷吃了，于是按住母亲，用烧红的一尺多长的铁条在母亲的嘴唇边儿上烙了一圈儿，造成母亲长时间无法进食。母亲在这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完……
母亲15岁那年，奶奶逼她去家门口一棵老杏树上捋杏叶儿，因树老枝脆，母亲刚上去不久，树枝就断裂了，母亲从5米多高的老树上摔下来，当即腿骨摔断，她痛苦异常地呻吟着，而家里竟无一人过问。邻居三姥姥质问，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非死即伤，为何你家不叫个医生给看看？爷爷却说，全家人吃盐烧煤的钱都不够，哪有闲钱给她看腿？听天由命去吧。更可气的是腿摔断后不但不给看医生，还逼母亲拖着断腿，忍着痛苦，每天坚持做一家八口人的饭。
母亲拖着断腿，右手拉着一个小凳子，左手拉着锅，小凳子往前移一步，拉着的锅就往前挪一步，砂锅不结实，一不小心就被拉破了，免不了又是一顿暴打。从此，母亲就落下了一辈子的腿部残疾。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年的庄稼长势喜人，是个丰收年。那时候，母亲已经嫁给了楚家的大儿子，有一天全家人都在地里割麦子，中间休息时因我口渴闹着要喝水，母亲只好匆匆带我回家喝水，紧赶慢赶回来时还是遭到爷爷的责骂，说母亲去的时间长，回来晚了，并操起搂叶子的耙子向我母亲打过去。一耙下去，竟然使耙子断成两截儿，好在我母亲躲得快，一瘸一拐拼命往前跑，我爷爷则紧追不舍，谁劝阻都置若罔闻。好在土改工作队的顾队长刚巧路过，见状后喝阻，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顾队长对我爷爷大发雷霆，告诫他打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严重的甚至要坐牢。“不愿意在一起生活，可以分家嘛，分家后各过各的嘛。”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在我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分了家。这是我记事以来，母亲最后一次被打。
母亲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20多年来与家里没有任何来往，自己的娘家还有些什么人，都一无所知。1951年初冬，在我父亲的带领下，我与母亲骑着一头毛驴第一次回了她的娘家，这才知道娘家在禹州文殊乡贺庙村。当时母亲的父母已经亡故，大哥去了新疆，家里只有大嫂和小弟夫妇三人。母亲到我姥爷姥娘坟上哭了一场。那时我大弟已经3岁了，当时我爷爷奶奶害怕母亲一去不回，只让带我一个，不准弟弟一同去，来年开春，母亲因惦记我弟弟，于是一家三口人又回到了荥阳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政治上打了翻身仗。特别是分家以后，我母亲摆脱了挨打受气的苦日子，但经济上仍然十分贫困，要粮没粮，要钱没钱，全凭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养家糊口。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加，生活越加困苦。母亲先后生养五男二女，全家人靠养鸡下蛋来吃盐烧煤，辛辛苦苦养一头猪，过年前卖掉，能为全家人扯上一身新衣裳就很不错了，时不时地断粮断盐。靠借债度日，平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盐的日子只好吃淡水面。
我9岁的三弟得了急性脑炎，因无钱医治而夭折。邻村草庙村，有个傅老堂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俩在密县给一户人家扛过长工三年，傅老堂无儿无女，就同我父亲商量，能否将一个儿子过继给他，好为他养老送终。父亲反复考虑后，决定将当时只有两岁的四弟过继给他当养子。为此，我母亲哭了好几天，为了加深与傅老堂家的关系，不使四弟孤独，又让我大妹妹认傅老堂做干爹。
“贫贱夫妻百事哀”。送走了四弟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父亲长年累月高强度地劳作，忍饥挨饿，终于支撑不住，得了浮肿病，卧床不起不久去世，享年不到50岁。在那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全家七口人，只有我母亲半个劳动力。父亲去世后，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一年的粮食半年就吃光了，天天为吃粮发愁。我们家年年都是缺粮户，全靠吃救济粮勉强度日。
每次吃饭时，母亲总是让孩子们先吃，自己最后一个吃，剩一口就吃一口，不剩就忍饥挨饿。那几年，母亲带领全家过日子，有一口没一口的，受尽了各种磨难，好在她要强能干，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总算把我们兄妹五人拉扯成人。
每每想到母亲的不易，就使我暗下决心，只要我还在世，就绝不能再让母亲吃苦受罪。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如数全部寄给了母亲，而且月月寄，年年寄。苍天不负有心人，让我特别欣慰的是，我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对母亲都很孝顺，尤其是我那被生活所迫送人的四弟，夫妇俩更是对我母亲孝敬有加。晚年的母亲应该是幸福的，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平常她手中至少有2000元零花钱，逛庙会、赶集市、看大戏，哪里热闹她到哪里去。甚至有人向她借钱，她总是对借钱的人说：“要多少，不差钱儿！”
母亲是一位坚强伟大的女性，她一生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是非分明。她的前半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她的后半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子女孝顺，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尽管一生坎坷，但没吃过什么药，更没住过医院，最后无疾而终，享年94岁。
有人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就会在另一处为你打开一扇门。母亲曲折、高寿的一生很有力地诠释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