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正

长期以来，学者习惯于把东西文化差异理解为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立；并进而认定中国作为大陆文明的代表，表现出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保守性，欧洲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表现出游牧文化的进取和扩张性。这一观点从洋务运动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都曾经是一个广泛的学界共识。当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领航者时，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国文化来源于大陆文明的保守与自给自足，则无法解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导者这一事实；重新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海洋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商业文明

人类最早的文明产生在北半球中纬度的季风区——北纬20°至40°地区的大河流域，包括尼罗河、中东两河、印度河及黄河、长江流域。基于人类共同起源于东非智人的学界共识，远古智人沿东非大裂谷向北进入尼罗河谷、巴勒斯坦谷地、两河流域上游的谷地，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随着远古智人人口的逐渐增长，那些无地可种、无草场可放牧的族群不得已到周边的海岛上谋生，他们只得靠渔业和商业运输来贴补日常生活所需。东地中海地区作为尼罗河三角洲和西非裂谷地区，以及两河流域上游谷地的连接水域，成为各地物品交通的便捷路径——这最终成就了克里特岛文明，这是古代希腊文明的开端。可见，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端，它并不源于游牧文明，而是源于克里特岛的商业文明。古希腊紧邻地中海和爱琴海，这一地区纵横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把古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由于山谷地区的农耕和游牧资源有限，这一地区的族群不得已从事海上运输及商业贸易活动。古希腊人依靠渔业和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比农耕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见，冒险意识并不是某个民族的天性，而是恶劣生存环境对生存于此地的族群影响的结果。

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起源都来源于农耕。按照人类学的说法，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是智人流散至此的结果。只是河口地区可以耕种的土地有限，随着人口的增长，新增加的无地可种的族群只能到不适合农耕，但可以放牧的地方从事游牧生活。作为人类最早学会养马、冶铜和制作马车的族群，随着人口的渐近增长所带来的分群分牧的生活方式，这些族群带着冶铜和制作马车的技术向周边流散。古印欧人的冶铜和养马技术沿草原从西藏高原传到了黄河流域和古蜀国；欧洲人和东亚人也是东非智人北进后不断流散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东西方都是智人的后代，人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差异只是生存环境和适应生存环境的差异；而不是人种与习性的差异。

欧亚大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明确。欧亚大陆自南向北平均气温逐渐下降，水资源不断减少，植被也由树林变成草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由农耕转为游牧。因为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上才适合农耕，400毫米以下只适合牧草生长。于是，400毫米降水量线成为欧洲大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是东亚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长城以南是黄河流域农耕区，长城以北是蒙古草原游牧区。天山是新疆地区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中亚五国大致以阿姆河为界，在里海和黑海之间，以高加索山地为分界线。在欧洲，以卡尔巴阡山为分界线。

海洋文明不是渔猎成就的文明，大陆文明也不是农耕成就的文明。它们均服务于农耕文明群体的商业文明；商业群体所实现的商品交换，以及蕴含在商品与人员交流中的思想分享过程形成了人类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四个古文明中，尼罗河文明曾辉煌一时，但现已消失。两河流域文明虽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却因频繁的民族更迭而缺乏连续性。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虽非常古老，但后来被雅利安人征服。人类现存的四大古文明仅存的只有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等多元文明的统一体

所谓海洋文明不是说人类以海洋资源为生，而是那些缺少农耕和放牧条件的族群，通过水上运输来讨生活。海洋只是起到了水运交通的作用，如果不是海洋而是密布的河网，会比海洋更好地起到交通的作用；因为河流中的风浪较小，更便利于船只航行。

中国先商时期的江淮地区的水运与商业活动是东亚海洋文化的表现形态。东亚的文明，既有黄河下游的农耕文化，也有黄河上游的牧耕兼济的草原文化，也有长江下游河湖林立、江海一体的渔耕文化，也有长江上游冶铜加农耕的古蜀文化。中国良渚文化遗产被收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一个佐证。

在秦汉以前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从商灭夏到周灭商，秦灭六国，再到秦亡汉兴，从地理纬度来看，基本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对垒。生产方式是一个以陇山为界，西牧东耕的生产方式。自三国以后，由于东吴对江南的开发，中国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为南北之间的分野，人们对生产方式的看法也变为一个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格局。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南部农耕民族的侵扰常常止于淮河就是因为南船北马的交通工具。中国江淮地区河湖相连，通江达海的地理环境，不仅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自秦汉以来也一直是中国的粮仓。因此，中国牧耕文化中存在着海洋文明的元素。

汉代之后，中亚的商人用骆驼、马队成就了中亚城市的欧亚大陆商业中心的地位。中亚地区之所以有此地位，一是因为它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位置，南来北往的人都要途经这里；二是因为中亚人习惯于使用骆驼和马队，他们有能力应对西亚、中亚，包括中国的南疆、河西走廊一带的沙漠干旱地区的交通问题。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特别是帆船和指南针的出现，海运的地位不断上升。16~17世纪大帆船的兴起，让北欧的波罗的海航运普及起来，蒸汽轮机的出现让英吉利海峡成为欧洲交通中心。当轮船的出现，让水运特别是海运成为运输主体时，欧洲大陆的商业中心就由内陆的中心区域，让位给大陆周边的沿海地区。中国早期的航运之所以以淮河为主，就是因为长江风浪太大；但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长江航运的地位才逐步显现。中国的高铁运输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变革，快速的陆路交通所带来的时间节约，相比海运的低成本，有了比较优势；于是重拾古丝绸之路上的陆路交通，这不是中国打破政治封锁、寻找新市场的权宜之计，而是高铁时代孕育的交通革命的产物。

人类文明起源于牧耕兼济的生活方式

有学者认为，欧洲起源于海洋商业文明。那么，没有农民来种地，欧洲人民吃什么？希腊是一个天涯海角的山谷之地，没有农耕、游牧的条件；但西欧就不一样。法国是有很好的农耕条件；英国也有较多的草场资源。东欧早就被西亚、中亚的游牧族群开发成了粮仓，实现了牧耕兼济，这是一种更安全的生产组织形式。

一般来说，一亩耕地的收获相当于十亩草场，所以，凡是能够农耕的草场都会被农耕化。四大文明古国均源于大河流域，都是典型的农耕区；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的土地不足于供养新增人口时，人们不得不向年降雨量小、土地贫瘠的草原地区谋求生路，并最终定型为游牧。当游牧民族占领了农耕地区时，他们也会逐渐适应农耕区域的情形，可以下马种田；而农耕民族被流放到游牧区域时，他们也逐渐学会了上马放牧。可见，一个民族选择农耕还是游牧，不是人们的天性所驱，而是人们对生存环境适应的结果。

欧亚大陆东西之间，或东亚的南北之间存在的只是生产方式（特别是交通工具）差异，以及由这两种差异所积淀的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并以民族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只是群体生产、生活经验的积聚之不同，不是人性的不同。战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战争的组织形式以及战争的时机，就像两球队之间的比赛，双方都有赢的可能，就看谁组织得好。中国汉唐时期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就有一个战争准备的阶段，考古发现在祁连山和陇山地区扩建的养马场，就是战争准备的证据。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为22VLS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