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豪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从弱变强、从幼小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中共中央初到延安时，面临着极为复杂、极其艰难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迫切需要打破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未明确提出“自我革命”概念，但以“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整风运动、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实现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脱胎换骨的转变，并对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延续实践思维的认识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种对革命实践中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种下了自我革命的种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我革命”的路径，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论。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阐述认识发展的无限性。这些观点是自我认知的革命，并指导党员干部根据新的实践和变化，持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保持不断进取、自我革新的态度。1938年，毛泽东深入考察分析中国抗战实践，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总方针。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要在革命实践中加强自身修养。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正是基于实践思维的认识逻辑，使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笃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逻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强调了“自我革命”的实事求是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阐明实事求是原则，“‘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还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都脱离实际，违背了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党的实际状况出发，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达到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的统一，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提出要 “有的放矢”，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这把“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保证了党始终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传承批判思维的辩证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自觉的阶级政党”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党内矛盾。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要实现发展和进步，就必须通过自我革命来解决矛盾。“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都各有其特点”。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进行自我革命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发挥内因的决定性作用，主动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改进。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不能“笼统地一概否定”，“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整”思想，但不“整人”，就是辩证法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体现。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通过持续不断地思想教育、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等量变的积累，最终促成了党内风气的根本性好转和党的建设质的飞跃。这种贯穿着批判思维和自我批评精神的辩证逻辑，使党能够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警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
坚守人民立场的唯物史观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底气。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延安时期，党在“自我革命”实践中，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1947年底，蒋介石在日记写道：“若非天父特赐洪恩，则国家危机无法挽救矣！”蒋介石把国民党的成败寄托于“天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的唯物史观逻辑，与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联系，也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这些逻辑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