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书欣
上初中时，我在学校食宿。学校功课抓得紧，一周只能在家待一个晚上，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早上背着十几个馒头匆匆赶往学校。
一个周六的中午，我像往常那样拿着饭碗向食堂走去。所谓的食堂，也就是一排十几间的破瓦房而已。学生们打了饭菜，随意找块空地蹲下来有说有笑吃饭。去食堂要穿过操场，那天，操场上多了一个书摊。有不少同学停下脚步，围着书摊翻看自己喜爱的书本。我也凑了过去，目光在一本一本书的封面上逡巡。
很快，我被一本书吸引。它是下册《三国演义》，定价2.3元。这是一本很旧的书，1979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安徽人民出版社重印。书后的封皮已经丢掉，用一张裁剪的橡皮纸粘贴着，纸张发黄而且翻卷，书本的边角磨损严重，有些地方还有虫蛀的小洞。
很明显，它已被很多人借阅，有着沧桑的经历。我拿起它翻看着，很长时间不愿放下。大哥曾拥有一本上册《三国演义》，我一知半解读过多遍。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曹阿瞒割须弃袍”，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半夜做梦，有时候都能够梦到。
我问摊主价格，他接过书看了看，说：“给一块钱吧！”
我摸摸口袋，里面还剩九毛钱。我用微弱的声音问：“九毛钱卖吗？”
摊主竟然卖给了我。递钱接书本时，我有些后悔。九毛钱，够我吃两碗卤面了。
那个中午我没有吃饭，周日上学带的馒头早已啃完，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学校外面就是田野，我走出学校大门，想寻找一根遗落在田野里的红薯或者别的什么能吃的东西。天空高远，秋野空旷，刚刚播种过麦子的田野，除了被拢得笔直的田埂之外，寂寞得连一片绿草都难以找到。
这本书我没有带回家，中考在望，父母不允许我读课外书。放在学校里，利用课间，我抽空就读一页两页。不仅我读，我座位附近的同学也借着读。终于，这本大出风头的《三国演义》，在一天晚上的自习课上被班主任抓了个现行。
书被毫无悬念地没收了。班主任通知了我的父亲。我怕得要命，学校刚刚举行了月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竟然被同学们赶超了十几个名次。
班主任把事情经过说给了父亲，那本《三国演义》也递到了父亲手中。接着，班主任从桌子上拿起这次月考的成绩单，对照着密密麻麻的分数给父亲分析。我们月考的试卷还没有来得及发下去，班主任把我考得最差的两科试卷也翻了出来，摆在父亲面前。
没有了谈话的声音，空气仿佛凝固了。父亲盯着试卷，脸色铁青。一个个红叉像一根根钢针，刺着父亲的心。突然，他做出了一个让我和班主任都始料未及的动作——他把那本《三国演义》给撕掉了。父亲把厚厚的《三国演义》打开，沿着装订线一撕两半。然后，把撕掉的其中半本又从装订线处一分为二。父亲感觉还不解气，或许，他是想用这种办法给班主任一个交代。父亲把撕掉的部分横过来，又用力撕扯。他是想把书本完全撕碎，让我永远不能再看，但他没有做到。尽管书本已经被他撕成几个部分，却依然很厚。那本残破的《三国演义》和父亲对峙着，父亲又试了几下，最终妥协。妥协的父亲把肢解的书本摔在我的身上。
“叫你再看！”父亲怒吼着。
班主任觉得父亲做得有些过分，从地上捡起撕破的《三国演义》，掸了掸上面的尘土，码齐递给父亲。他劝解着父亲，转过头又安慰我：“读书是没错的，但要分清时候嘛！”
那本《三国演义》，我一直没敢向父亲讨要。中招考试结束，如父亲所愿，我考上了师范。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把那本《三国演义》拿了出来。父亲说：“书还是要读的，要当老师了，不读书就会成为一只空瓶子，会耽误人家孩子的。”
我接过书。书本已经被父亲用胶水粘过了，但不够牢固，靠近装订线的棱角边沿，父亲又打了十几个均匀的小孔，用针线一针一针缝合。针脚细密，丝线整齐，乍一看，像一本线装的古书。
过后，母亲告诉我，书本太厚，钢针根本扎不透，父亲就寻了一根细长的钢钉，拿钢丝钳夹了，放在炉火中烧红，穿了一个一个孔洞，再用丝线慢慢穿结，花费了将近半天工夫呢。
参加工作后，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拿出一部分工资买书阅读。我卧室里的书架上，摆放着各种装帧精美的书本，有些书还不止一种版本。后来，书越来越多，书架上摆不下了，有些书就被我塞到了床底下或者拿去送人。但那本父亲缝合的《三国演义》，我一直没舍得扔掉。
我把它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它是我购买的第一本书，是父亲唯一装订过的一本书，一本让我饿了一顿饭换来的书。
我需要细细阅读，需要用一生去阅读——人生这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