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勇军
大江大河都有自己的“源头”；同样，即便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都有自己的“处女作”。
现在我们来谈谈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处女作”。
据《刘震云年谱》（禹权恒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瓜地一夜》 可以看作刘震云的处女作。”这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的社刊《未名湖》1979年第11期。故事发生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几个看瓜的光棍儿——光棍看地看瓜在村里也是惯例——照例吃了一顿瓜，然后各归各位（瓜地里四下搁着一张张小床）。“看瓜，就得混它个肚儿圆！”这也是人家的“特权”。生产队种瓜主要是为了卖钱，平时不给社员分，除非到了拔瓜秧。瓜地的负责人外号“老肉”，他跟队长有点拐弯亲戚。这天晚上队长喜堂带着支书的儿子桩子来到瓜地，桩子先装了几个西瓜，回去招待大队来的客人，队长问瓜都准备好了没有，老肉说起码有700斤吧，这些都是要送给公社、供销社、机械厂的领导们和关系户的。当天晚上，他们逮住了一个偷瓜的——“村里数得上头一个老实头”李三坡，为什么要偷瓜？是因为他母亲长年卧病，天热了想吃西瓜，村里又不分给大家。而这天他偷的西瓜，是他老婆在帮助生产队卸瓜时，提前藏在附近豆地里的……当时西瓜的价格是一角一斤，但他被罚了15元（按每斤3元）。小说结尾：老肉把大家喊起来卸瓜，“尽量拣熟的，卸200多斤”。当然，都是要给那些有“特权”的人上供的，与“小人物”李三坡的无奈与悲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说，当初“稿子送到就轰动了编辑部”。关于这篇小说，刘震云留下了一段印象深刻的浪漫回忆：“《未名湖》接这个小说的人是77级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说：‘你叫刘震云吗?’我当时想，我的名字她竟然知道？！她说：‘你的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咱们是不是能约个时间谈一谈？’ 我说：‘好啊，去哪儿谈？’ 我说未名湖，她说那儿不合适，看稿子还是要找一个有光亮的地方，我说去我们宿舍，她说那可以，几点？我说7点好不好？她说7点可以，结果我这堂课没上完，就到三角地的商店，商店里面卖袋茶，在此之前，我没有喝过茶，我买了两个袋茶。我当时认为，袋茶是世界上最好的茶，不但有茶叶，而且用薄纸包着，旁边还有一条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差的茶。”（《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随后，这个女生来到刘震云所在的寝室和其聊天，她对小说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但是，刘震云后来并没有修改，不过仍在《未名湖》上发表了。《未名湖》的这位女编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查建英。
《未名湖》当时在北大内外影响很大，甚至于后来近乎一个“传奇”。比如，登载《瓜地一夜》的当期《未名湖》还有两篇校外来稿，分别是：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但它毕竟是一份大学生文学社团的“社刊”，与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完全是两个概念。
众所周知，发表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7期的《塔铺》是刘震云的成名作。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1987年第9期在转载这篇作品时，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刘震云，男，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4年入伍，1978年复员后在家乡中学任教，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任记者。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
据《刘震云年谱》可知，1982年这一年，他正式发表了两篇作品：短篇小说《月夜》，《奔流》1982年第4期；短篇小说《被水卷去的酒帘》，《安徽文学》1982年第5期。
因此，刘震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2年4月发表在老家河南《奔流》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月夜》。
这篇小说的主题，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母子情深”。小说主要集中写一个场景：儿子当兵走的前夜；但它又有纵深的生活背景，包括母亲年轻的时候，当年她的丈夫在这一方土地“是个出名的漂亮人”，很勤劳，不抽烟，很听话，但却不幸饿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儿子出生在1960年，也就是结婚的第十一年。丈夫死后，儿子一天天长大，母亲在他身上又看到了当年丈夫的影子。但是，儿子到城里上了几年中学，儿子学会了抽烟，儿子不满意她做的衣服要到商店去买，儿子到大队部看电视直到很晚才回家……直到有一天，儿子说要去当兵，去到几千里外的一个地方。她暗自伤心，她想阻止儿子。临行的前夜，她无意中听到儿子与一位“相好”的女同学对话，才发现儿子最牵挂的还是母亲。“月儿快落了”“月儿像一把镰刀”……小说通篇没有曲折的故事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在浓浓的抒情，却有着一种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然而出乎意料，经查阅刘震云出版较早的几部小说集，均未见这篇作品收入。1996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刘震云文集》，其中《向往羞愧》卷收录了《瓜地一夜》和《被水卷去的酒帘》，但也未收《月夜》。
由于《被水卷去的酒帘》读者并不难找到，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