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铁成

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变，周王朝第十二任君主幽王废掉申后及太子宜臼，立其宠爱的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引起申后之父申侯不满，申侯勾结犬戎攻打镐京，周幽王点起烽火求援，众诸侯因以前被烽火所戏而不加理会，最终，镐京沦陷，周幽王骊山被杀。国难当头，郑国诸侯郑武公挺身而出，与秦国诸侯秦襄公等拥立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由于镐京被毁，又有戎、狄等外患威胁，平王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770年），郑武公等便护卫其迁都洛邑，史称平王东迁。平王东迁是周王朝国势的转折点，此前，周王朝被称为西周，其后，被称为东周。东周之时，王权势衰，不能担当共主责任，终于，郑国诸侯怒而不朝，并在周天子组织围攻郑国时射杀周天子。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天子威武不在，王朝分崩离析，诸侯争霸天下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了，中国历史开始告别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迈进。中国历史上的这场重大变革是郑国开启的，其都城——郑韩故城遗址成为中国开始迈向帝国时代的重要坐标。

一、深谋远虑的东迁

郑国是周王朝的姬姓封国。西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将京畿之地棫林（今陕西华县）封给弟弟姬友，建立郑国，姬友史称郑桓公。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儿子宫湦继位，是为幽王。 幽王时，郑桓公为周王室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对周民和谐安抚，赢得周民的欢心。 据说《诗经》中的《缁衣》，便是为歌颂郑桓公而作。

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每天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重用奸臣虢石父，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因此百姓怨愤 ，诸侯亦有叛离之心。 郑桓公屡谏无效，料到国家终将会起祸患，自己需早思退路，做好应变准备。郑桓公请教掌管王室典籍的太史伯：“王室若有变故，我到哪里安全呢？”太史伯回答说：“只有洛河以东，黄河、济水以南，颍河以北，可以安居。”太史伯所说的这个地区就是今日郑州。郑桓公说：“为什么？”太史伯说：“其济、洛、河、颍之间，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鞣、历、华，君之土也。”听完太史伯的分析，郑桓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假借归还京畿之地的名义向幽王提出了东迁的要求，幽王爽快同意后，郑桓公派长子掘突带上丰厚的礼物向虢、郐二君借地。虢、郐二君因郑桓公是当朝司徒、天子叔父，位高权重，也贪图礼品丰厚，于是各自献出五座城池。郑桓公便下令将原封地上的居民东迁，安置在虢、郐之间，史称虢郐寄孥。

果然，就在郑国寄孥虢郐不久，周王朝便发生了重大事变。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申国国君联合犬戎攻打幽王，镐京陷落，幽王骊山被杀，郑桓公也在这场事变中遇难。 郑桓公死后，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掘突为国君，是为郑武公。面对国难，郑武公与秦襄公等护驾继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邑，在这次护卫平王东迁的行动中，郑武公居功至伟，势力大增，便乘机灭掉了郐国，赶走了虢国，将郑国从昔日镐京王畿之地迁到虢、郐之土，并在今日郑州南部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新都城，为了区别镐京附近的老郑国都城，郑武公将建立在虢、郐之地的郑国新都城称为新郑。

郑桓公未雨绸缪，将郑国发展视野极目东方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郑武公当机立断，将郑国迁到辐辏八方的中原之地，奠定了郑国发展的基础。随之，郑国不断对外征伐拓疆，扩展版图，南建栎邑 (今禹州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又抗王命主公道。他立足中原地区枢纽天下的独特优势，采取一系列新政发展经济，使郑国迅速发展，成为东周时期率先强盛起来的国家。

二、励精图治的创业

郑国是受封较晚的周王朝诸侯国，前806年立国之时，天下王土早已分封完毕，周宣王因为宠爱弟弟，便把都城附近的王畿之地划出一小片地方给他，又把沦为奴隶的一部分殷商后裔归他役使。在强权如林的诸侯国中，郑国地少人稀，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郑国的君主们发奋图强，硬是在夹缝中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把一把无扶戟之力的烂牌打成了王炸。

郑国第一任国君郑桓公多谋善断，他体恤君臣，营造了上上下下的亲密关系，周宣王喜欢他，诸侯国的国君们也亲近他，为其发展铺垫了道路。对于赐予他的殷商家奴，郑桓公没有因为这些人是罪徒就把他们低看一等，殷商遗民继承了祖先善于经商的传统，个个都是做生意的好手，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郑桓公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奴隶身份，归还了他们自由民的地位，还给他们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为了让他们放手经营，郑桓公与他们定下《质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双方“恃此誓言，故能相保”。 中国历史上的“自由商人”首先在郑国出现，中国历史上“工商食官”的制度首先在郑国被突破，《质誓》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保护商人经营活动的盟约。郑桓公的这一决策，使商人紧紧团结在郑国国君的周边，将自己的命运与郑国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其后郑国发展的主导力量。郑桓公看到周王朝摇摇欲坠时审时度势，又及早谋划了郑国东迁，为郑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郑国第二任国君郑武公是在周天子和父亲郑桓公被杀的国难之时临危受命走上君位的，他审时度势，高举“尊王”和“爱民”的旗帜，联合秦襄公等辅佐周平王即位，又护卫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新都，周平王为了表彰郑武公的功绩，任命他为周王室的卿士，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奠定了郑国在朝廷中一言九鼎的地位。郑武公深知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扩展领土，他继承了父亲的东扩战略，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征伐。首先在公元前769年攻陷了郐国的都城制邑，紧接着在公元前767年赶走东虢国，随后又将周边的八个小国鄢、蔽、补、丹、依、弢、历、莘一一纳入郑国的版图，郑武公将原本的寄帑之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土。站稳脚跟后，郑武公在溱洧之畔建设起庞大的都城，为郑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郑国第三任君主郑庄公上任伊始便面临严峻挑战 ，胞弟共叔段自持母亲溺爱，有恃无恐，突破规制修筑城池，密谋叛乱取而代之。面对即将发生的内乱，郑庄公处变不惊，沉着应对，步步紧逼，终致共叔段出奔共国，消除了郑国内部的隐患，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著名历史典故。平定内乱后，郑庄公广拓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一时间郑国霸气天下。郑庄公敏锐意识到，郑国北有卫国、晋国，南有陈国、蔡国、楚国，东有宋国、曹国、鲁国、齐国，西有秦国，郑国位居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贸易天下的地理中心优势，又处于广阔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易于农耕，于是，实施重农兴商的基本国策。为商人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大力推广新式农具，促进农业发展，重农兴商的国策使郑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走在其他国家之前，郑国从一个弹丸小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强国。

郑国第十六位国君郑简公在任之时，崛起的诸侯国已经对郑国形成严重威胁之势，他任用子产为卿，实行一系列改革，制定“封洫”之策，确定私有土地的疆界沟渠，承认土地的私有合法，并将土地私有者按十五之制组织起来，按亩取税，提高了农耕者的积极性。实施丘赋政策，依“丘”征发军赋，增强国家军力。为了提高民众的法律知识，依法治理国家，郑国将法律条文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开中国成文法之先。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有人以乡校多有议论国家是非之说主张关闭，子产坚决反对，使民间许多治国之策能充分表达。子产主张“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第一次提出了“宽”“猛”相济的治国策略，成为儒家和法家效法的衣钵。子产足智多谋，言词善辩，多次使郑国免遭周边强国侵扰和欺凌。子产执政二十余年，郑国国力强盛，民富政安，国无盗贼，道不拾遗。诸侯宾服，国人称颂。正是郑国的政治家们锐意进取，励精图治，不仅使郑国在春秋初年第一个称霸，即使在后来四周强邻不断侵扰下，郑国仍得以存在近400年，成为东周初年十四强中最后才亡国的几个国家之一。

三、乘势而上的崛起

郑国是一个善于利用优势寻求发展的国家。郑国立国之初，不仅国土狭小，国民也寥寥无几，只拥有一些周天子赏赐的殷商罪徒，郑桓公敏锐感觉这些罪徒有善于经商的本领，应发挥他们的能力和优势，便大胆解放他们，这些人成为郑国国民的主体，为后来郑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入中原后，郑国介于晋、楚、秦、齐之间，为中原要津之地，是往来商贾必经之途，齐国的鱼盐、文彩布帛，晋国的矿产、畜产品，楚国的杞、梓、皮革、鸟羽、象牙，都要经过郑国的中转才能实现相互交换，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以不许封锁郑国这一条商路作为相互妥协的条件，使郑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巨额的商业税收成了郑国经济的保障。郑国清醒地看到了这一优势，对发展商业特别重视，把交易天下作为发展的国策，历任郑国国君都极其重视商业的发展，不断重申《质誓》，不断出台保护商人利益的措施，使郑国成为当时的天下贸易中心，郑国也由此成为强盛商业之国。从历史记载到考古发现，郑国的都城新郑，街道纵横，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非常繁华。不仅建有大型贸易市场，还设立市官专门进行管理。郑国商人足迹遍布列国。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看，记载中国最早的商业典故几乎都出自郑国及后来代郑的韩国，如《韩非子》中“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郑国商业的繁荣发达。郑国重商政策，不仅提高了商人、商业的地位，也培养了商人精忠报国的情怀，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去洛阳做买卖，在边境碰上偷袭郑国的秦军，弦高假托君命犒赏秦师，暗中派人急驰回郑国报信，秦以为袭郑消息泄露，赶紧撤军。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商人救国的故事。

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繁荣，郑国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郑国的青铜制造业、制陶业、制骨业、缫丝纺织业、冶铁业都很发达。郑国的一处铸铜作坊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城内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窖藏坑，展现了郑国繁盛而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另一处面积约2330平方米的冶铁遗址出土有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等。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面积2万平方米，出土有骨器半成品、骨料等，以及细砂砺石、铜刀、铜锯等制骨工具。骨器中主要有骨簪、骨锥、骨梭、骨镞、骨饼、骨珠、骨环等。 从制骨半成品上，可以看出从原料加工到制成品的锯、磨、刻一整套制造工艺过程。这处制骨作坊，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生产，到了战国时代仍在使用。

制造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工商业的比翼齐飞，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的经济大国，一系列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新郑都城遗址内发现大量仓廪遗址，仓的形制较大，呈圆口、平底、坑壁外弧状，一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仅在新郑市气象局院内发现的一处仓廪就有12 座，共分四排，由南向北分别为一排4坑，二排3坑，三排4坑，四排1坑。其中最大的仓廪直径14米、深8.4米；最小的直径9米、深7.6米。一般直径在 9.7~11米之间，深7.5米左右，储藏量相当大。城内发现规模巨大的青铜器祭祀坑、窖藏坑多座，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1924年，在李家楼诸侯王大墓中，出土了133件完整青铜器，包括编镈、编钟、鼎、鬲、方甗、簋、簠、罍、虎尊、壶、鉴、盘、匜、舟、炉、镇墓兽等，另有残器碎片和骨、贝、玉等杂器3000余件。1993年，在金城路建设中发现青铜礼器坑3座、殉马坑3座，出土青铜礼乐器60余件。1994年，在市信用社建设工地发现青铜器窖藏坑6座、殉马坑6座，出土青铜乐器57件。1996年，在中行建设工地发现青铜礼器坑18座、殉马坑45座，出土青铜礼乐器348 件，完整马骨112具，出土如此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是较为罕见的。近年来发掘的后端湾郑国诸侯王大墓，南北长45米，东、西陪葬有车坑和马坑各一座，仅这一座墓葬就发现陪葬实用整车100余辆，马100多匹，足见郑国国力之雄厚。

郑国从郑桓公前806年建国，到前375年被韩国所灭，共历431年，其中，从郑武公前770年迁都新郑到灭亡计395年。其疆域在以今天郑州为中心的河南中部地区，东至兰考、扶沟，南达襄城、临颍，西牵虎牢、颍谷，北至延津、武陟，东西长170余公里，南北宽200余公里，辖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郑国地处中原，连南接北，贯通东西，辐辏九州，汇通天下，是诸侯国交汇交流中心，因此，国内道路纵横，城池相望，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现存50万平方米的城池达10多座，其中都城新郑城池尚存，大部分城墙还屹立于地面，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中仅存还屹立在地面的都城城墙。郑国都城城池依水而建，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垣周长19公里，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以夯土筑成，今天仍残存16公里长，其中底宽40米~60米，残高10米~18米，气势宏伟。城池设有14个城门，重要的城门修有瓮城。城内道路纵横，形成网状系统，组成了一个个闾里市肆。城内地下覆设五边形陶制输水管网，管网连接以陶制井圈精心打造的水井。城池中部以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宫殿区坐西面东，由宫城城墙合围，外有15米宽、8米深的城壕相护，宫城面积16万平方米，已发现宫殿基址10多处，最大的单个基址面积达7000平方米。东城分布有社稷祭祀区、大型墓葬区、作坊区和仓廪区，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文物，印证了史书上有关东周初年郑国繁盛天下的记载。

四、自由奔放的气象

郑国的强盛是由郑国思想文化的开放与自由引领的，经济的强盛，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春秋之际，郑国领天下文化之先。

郑国的创立者郑桓公打破旧制，敢于启用殷商旧族，不仅还其自由身，发挥他们的特长，还与他们签订盟约，这本身就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当时的先天下之举。迁都中原后，沐浴八面来风，更使郑国上下形成了开放、包容、自由、奔放的社会风尚，铸就了敢想、敢做、敢爱、敢恨、应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思想境界，使郑国以及其后在此建都的韩国呈现出向上、向新、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拥有不同背景、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的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观点和看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郑国及其以后继承其衣钵的韩国人在这场百家争鸣中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冲破旧有的思想牢笼，创立了诸多新学派，成为后世各家的始祖。管仲的治国思想独具风采，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被后世政治家尊为楷模。子产铸刑鼎，主张依法治国，开启法家学说先河。邓析首倡“名辩之学”，成为今日律师之祖。列子精辟阐述老子思想，创立贵虚学派，成为道家学派承前启后之人，被尊为道家先祖。申不害以“术”治国，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誉为“术”家大师。韩非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创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理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2000余年，为法家翘楚。苏秦以“合纵连横”之术，策东方六国联合抗秦，使秦多年不敢出函谷关，成就“纵横家”之名。思想家们的高瞻远瞩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引领，为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民众对思想情感的表达更是奔放。名山中岳铸造了郑国人雄浑豪放的性格，大川黄河哺育了郑国人瑰丽多姿的情怀，这性格和情怀使郑国人充满激情，当中华民族开始用诗的语言抒发情感的时候，郑国人成为第一波唱和中最拔萃的方阵。一部《诗经》记录了中国2500年前人们心灵的倾诉，其中的十五国160首吟唱中，郑国人的诗作占了近七分之一，郑国的诗歌不仅多，而且浪漫豪放，是诗中玫瑰。这些炽热的肺腑之作，或对情人倾诉深深的爱慕，或对亲人遥唱心中的思念，或对美好生活抒发热烈的颂赞，或对社会的不公表达强烈的鞭笞。无论情、无论爱、无论恨、无论思，郑州人以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唱出了心中的痛快，成为中国最早歌唱中的天籁之音，助推中国诗歌发展筑起第一座高山。

诗是用来唱的，郑国的乐也成为春秋时代的“新声”。与渐渐衰落的雅乐相比， “新声”是一种新曲调，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生动活泼，对人的感官刺激性较强，被守旧的人说成是“淫”乐。孔子就称郑声为“靡靡之音”，卫灵公让师涓弹奏新学来的“新声”，师旷居然说这种新乐是 “亡国之音”。而主张改革的魏文侯“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国君尚且如此，士大夫与平民对“新声”的兴趣就更可以想见。由于《郑风》开一代新风，成为时代流行曲，广受欢迎，郑国便常常以歌舞声色接待来往的宾客。 原本坊市中的小曲由民间进入歌楼舞榭，进入公侯贵戚的庭堂而流布于四方。《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的六位卿士饯赵宣子于郊，赵宣子请六卿赋诗，六卿依次赋了《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这些都是郑国的情诗，而卿士们居然用男女相悦之词来表达他们对客人的友好和尊敬，展现了郑国开放、热烈的时尚之风。

郑国的时尚之风洋溢在出土的郑国文物中。郑国都城遗址内发现了众多春秋时期的乐器坑，出土多套编钟，不仅件套完整，还发现钟架数套。从测音结果看，郑国编钟一改西周宫廷音乐讳“商”旧习、编钟中没有商音的传统，出现了影响后世的宫、商、角、徴、羽五正声的新气象。郑国编钟每套都有商音，这对音乐和音律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进。郑钟音域较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程。钮钟为中高音区，作演奏主旋律之用。镈钟为低音区，作演奏和声之用，并有较多的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至今仍可演奏出音色优美的旋律。 郑国编钟演奏以三架钟为一群组，一次演奏共用钟72件。祭祀活动中，同时还配用民间的吹奏乐器，显示出郑国贵族与民众对民间音乐的爱好。

郑国都城遗址内出土青铜礼乐器数以万件，器物形态上、纹饰上突破了商周时期青铜器神秘、静止的格调，给人以清新俊逸之感，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新风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创新精神。其中最著名的莲鹤青铜方壶 ，通高116厘米、口长30.4厘米、口宽24.9厘米。壶体呈椭方形，长颈，颈两侧各饰顾首龙耳，内套活环，鼓腹下垂，平底，圈足。腹部满饰蟠龙纹，还有四只翼兽，头戴花冠曲体回首，攀附于腹部四隅，圈足下有两个侧首的怪兽，以背承器。 壶上有两层仰莲花冠，冠上有平盖，盖为长方形板状，中间铸一昂首望远、展翅欲飞的立鹤。该壶形体魁伟，铸造工艺精湛， 尤其是壶的造型与装饰艺术令人惊叹。它以写实的手法，将植物与动物融合于一体，使展翅欲飞的仙鹤立于盛开的莲瓣之中，壮丽精美。郭沫若先生评价说：“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脚下，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之时，恰是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的如实表现。”

五、王国时代的挑战

郑国的奋发向上，使其成为春秋初期最早强盛起来的国家。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三军外还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军力达10万之众，被称为千乘之国。强盛起来的郑国势力甚至强过周天子，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天平开始倾斜。

《左传》载，东周初年，郑庄公为周王朝卿士，仰仗先公业绩和强盛实力，在朝中一言九鼎，“天下诸侯，莫非郑党”。周平王为了防止郑庄公做大，便想把郑庄公的权力和郑国的土地分给虢国国君一半。郑庄公听说后便去质问平王，平王吓得没敢正面回答，只搪塞说：“无之。”但郑庄公并不答应，他要求平王保证不再削弱他的权力而“贰于虢”。周平王无奈，只好答应，并把自己的儿子姬狐与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互为质子，双方约定谁也不准破坏协定，否则杀掉质子不算，还要兵戎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周天子的权威第一次遭到诸侯挑战。

就在周郑交质的这一年，周平王死了，桓王姬林继位。四月，郑庄公便出动军队抢夺周天子属国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掠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破裂。周桓王三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朝拜桓王，桓王因郑取温地之麦，余怒未消，态度十分冷淡，“王不礼焉”，引起郑庄公的不满。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桓王又把郑国的四邑强行夺去，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干脆把郑庄公在朝廷的权力全部剥夺，庄公大怒，于是不朝。郑庄公对周天子的不朝，不仅是对周天子个人权威的挑战，更是对王国时代所形成的礼治秩序的破坏，自此，礼崩乐坏的新时代开启了。

郑国不仅在言行上挑战周王朝的礼仪秩序，更是在社会生活中践行。1996年，在新郑郑国都城遗址内发现郑国一个规模巨大的祭祀坑，出土青铜器348件，其中成组的青铜礼器、乐器众多，仅九鼎九鬲就有5套，八簋4套，镈钟9套，钮钟17套，规模之庞大，工艺之精湛，为这一时期所仅见。以青铜作礼器由来已久，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用鼎制度也成为王国时代的象征。周王朝对青铜礼器的使用有明确规定，礼器种类和数量的多少直接代表社会阶层等级的高低，比如，祭祀用的鼎、簋、鬲，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大夫为五鼎四簋，元士为三鼎二簋，僭越便是犯上作乱。但郑国将用鼎制度彻底打破，不仅用了九鼎八簋，而且一次祭祀竟然用了至少五套，这在目前已知的春秋各国用鼎中是绝无仅有的。

周桓王面对郑庄公对王国秩序的挑战和破坏非常气愤，决定亲率蔡、卫、陈等国军队伐郑问罪。周郑两军在葛交战。郑军擂鼓为号，向周军发起猛攻，周军溃散。郑军大将祝聃瞄准桓王，一箭发出 “射王中肩”，周桓王狼狈而逃。

郑国向周天子射出的这一箭，宣告了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不在，周天子的狼狈而逃，预示着王国时代的退场。郑国一次次的挑战，终于使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一个个强大的诸侯国王开始粉墨登场，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开始向帝国时代迈进！

2300年过去，郑国所开启的告别王国时代、迈向帝国时代的历史烟云早已散尽，但见证了这场变革的郑国都城——郑韩故城城池，依然矗立在溱洧河边，城内不断有重要遗存面世，标志讲述着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