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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小暑节，父亲就把草房里的镰刀尽数拿出来。镰刀上落满灰尘，取一次镰刀，父亲也成了土人。磕掉尘土，父亲再仔细看，哪几把还能继续用，哪几把已经割成弯月牙，得扔了。端详来端详去，父亲觉得还是得买一把，不然割到中途照样得买，还买不到好的。
父亲开始磨刀了。这块磨石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反正自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在这块石上磨刀磨斧头，磨石的中间被磨成深深的凹沟，凹沟很圆滑，很规整，像数学中的抛物线。用手摸一摸，细腻得像在水上滑过一样。磨石用钉子固定在一块大小头的木墩上，父亲右脚抵住木墩，左腿半跪着，两手挨住刀，来来回回磨。我在旁边用树叶蘸水往磨石上滴，磨一会儿，父亲把刀翻个过儿再磨，再过一会儿，父亲停下了，他左手拿刀，右手大拇指在刀锋的不同地方来回试一下，父亲说，好了，拿起另一把继续磨。父亲手指试刃的动作在我眼里一直很神奇。一次磨刀，邻居老张爸过来问事，父亲过去说事，我立即拿起刀学着父亲的样子试刃，结果大拇指上划出一道口子，血流如注。母亲领着去医疗站上药。事后，父亲说，你学这个干什么，我试了一辈子，你还要接着试？
我还记得生产队割麦的场面。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从东到西一条长蛇阵，100多米长的麦田，呼啦一下半截没有了。割麦的姿势气象万千花样迭出，有右手拿刀的，也有左手拿刀的，有蹲着的，有跪着的，也有站着的。王长远是左撇子，刀甩得野，旁边的人有些怕，队长把他放到地埂边。翁秀花爱打扮，怕裤子弯曲，猫腰子割，照样和男人们齐进齐出，引得好些小伙子也猫起了腰。我的父母亲和大姐也在割麦的大军中。母亲割麦的动作很优雅，半蹲着，她先割一把麦子，再割旁边的，随着镰刀的挥动，母亲的左手不断向前推移，手中的麦子直立不倒，镰刀继续挥舞，最后几刀砍下的麦子向外倒成一个标准的圆，这时母亲手里的刀会在地上画一个半弧。这一画，地上的麦子拾起来，和左手合拢，左手抱，右手刀拤，轻轻放到身后，就是一大秿麦子。我跟在母亲身后拾草，择田秿中的麻苣苣、芦芽、青叶子（王不留行）、扯拉蔓。母亲说，赶紧拾，拾完去看看你大姐。
我正式拿起刀割麦已到初中。那时，包产到户了，谁家的田谁家割。一到七月，父亲就天天在地里转。父亲看哪儿有一坨田黄了，就几刀撂倒，父亲说，暑到麦根烂，不割倒，一场大风，粮食会摇掉。等到那一块地全黄了，我们一起行动。虽然我打小就跟着母亲进地，每年都看母亲割麦子，可是等到我能拿刀了，却总不得要领，即使憋得满头大汗，但就是割不快，割下的麦子也不整齐，遗遗落落的。母亲一早晨能割两行半，我只能割一行过一点，剩下的多半行还得母亲和哥哥们帮。因为割不快麦子，我很羞愧，母亲说，你这样子，将来种庄稼肯定饿死，还是干点别的吧！
麦田地里密不透风，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汗水蜇得人睁不开眼睛。口渴得要命，一碗茶灌进肚里，根本不顶事。热得受不了，脱掉衣服光膀子割，这时，卡蚊来了，“嗡嗡”直叫，就是找不到它在哪儿。卡蚊专叮人的脚腕和脖子，凡是被它叮过的地方，没个十来天好不了。大姐一次被卡蚊叮了脚腕，肿得和大腿一样粗，痛得路都走不稳，一直过了半月才好。
没有成为一个农民，对割麦畏怯的我反而怀念起割麦的日子，我怀念生产队的大兵团出击，怀念我们的小责任田，还有就是母亲割麦的舒放与挥洒。我以为，割麦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进行保留，在一个区域一个地方，有意识开辟一块园地，用古老的方式进行耕耘，男人赶着一对牲口前面走，女人提着篮子在后面撒肥撒种。田里长了杂草，不用农药灭草，只用�嬐烦�草。到收田的日子，三四个人蹲一块子，一上午或者一天割完，既不感到累，又重温历史，同时，还能让浮躁的心灵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