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为人类贡献了许多发明创造， 起源于中国的水稻以当今世界粮食总量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养育着人们，创造于中国的丝绸不仅让人们衣着舒适华丽，更是以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交流发挥着巨大作用。早在9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郑州地区就开始种植水稻，种植粟、黍，成为中国原始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而6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郑州人又开始丝绸纺织，创造了绚丽的丝绸文化。农业种植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植桑养蚕缫丝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农桑生产几乎主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过程，因此，中国的古代社会文明也被称为农桑文明。考古发现，郑州青台遗址是中国丝绸纺织的发源地，以青台遗址丝绸纺织技术的形成为标志，中国农桑文明正式开启。

一、优美的传说

中国的养蚕缫丝源于何时何地？千百年来，有很多传说，而这些传说大都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和嫘祖有关。

远古时代，黄帝战胜了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大家一致推选黄帝为首领。黄帝深感天下大乱久矣，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下决心要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他带领大家建造城池和房屋，让百姓居所安定舒适；制造舟船车辆，方便人们通达天下；发明医药之学，成就《黄帝内经》医治百姓疾患；制造各种器皿方便百姓生活；创造文字、五音、算数、度量衡，去除社会混沌之象；观察草木生长，研究土壤地利，按照四季气候变化播种五谷蔬菜，巩固农业之本以养天下苍生；驯养禽兽，圈养家畜，丰富人们饮食；制定天文历法，形成《黄帝历》让天干地支四季分明。从此，天下不再混沌，人们安居乐业。但还有一件事让黄帝心有不甘，虽说带领大家找到了能纺线织布的大麻，让百姓穿上了保暖的衣服，但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十分粗硬，穿着很不舒服。

一天，黄帝的夫人嫘祖在山上采摘野果，发现一种晶莹剔透的白色果子，惹人垂涎欲滴，嫘祖摘下咬了一口，没咬动，又使劲嚼了嚼，居然嚼不烂。嫘祖很好奇，“能不能用水煮烂它呢？”嫘祖边摘果子边想。回到家，嫘祖把白果倒进锅里，加上水放在火上烧煮，烧了好一阵，捞起一只咬了咬，还是咬不动。嫘祖以为浮在上面的没煮熟，便用木棍去打捞沉在锅底的白果，谁知白果没捞到，木棍上却缠了不少头发丝般的白线。她抽呀、缠呀，锅里煮的白果竟然全都变成细白丝线，闪闪发光，“咦，这是什么东西？”嫘祖更好奇了，她决定回到山林，把这个奇怪的东西弄明白。天刚蒙蒙亮，嫘祖就跑到山上那棵结了“白果”的树下去观察，发现“白果”原来不是树上结的果实，而是一种白色的虫子嘴里吐出的丝绕织而成。还发现，这种虫子只生活在桑树上，吃树上绿油油的心形叶子。嫘祖又采摘了很多“白果”回家，把它们放进水里煮过之后抽出丝线来，嫘祖望着这一团团洁白的丝线，忽然想起她用麻线织布的情景，这个丝线不也可以用来纺织嘛！

嫘祖马上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黄帝，黄帝也很兴奋，立刻与嫘祖把丝线盘上织机，动手纺织起来，果然，从织机上飘出了一块洁白柔美的丝布来，往身上一披，又柔软，又漂亮，世界上第一块丝绸诞生了。

消息在部落里很快传开了，大家看了都感到十分神奇，嫘祖便开始教她们采集“白果”，缫丝织绸。丝绸做成的衣服穿上太舒服了，大家都开始采集“白果”缫丝纺绸。嫘祖发现原料太少，便探索把虫子带回家驯化、繁殖，开始家养，还给这种虫子取名为“蚕”。嫘祖带领部落的姑娘植桑养蚕，又逐步解决煮茧抽丝、编丝成绢、绢帛制衣等一个个技术难题，黄帝也不断改进织机技术，渐渐形成了栽桑、育种、养蚕、缫丝、织帛、缝制衣被等一套完整的产业。从此，人们穿上了华美、柔软、保暖的丝绸衣服，植桑养蚕与制丝织绸便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内容之一。为了感念黄帝、嫘祖的这一发明创造，人们尊黄帝为缫丝纺绸的机神，尊嫘祖为植桑养蚕的蚕神。

史载，黄帝生活在郑州新郑，嫘祖家在郑州荥阳，历史记载与传说从来不是空穴来风， 数千年后，人们在郑州荥阳青台村找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丝绸实物遗存，使史籍中有关黄帝及其嫘祖“育蚕、取丝、造机杼作衣”等传说得到了实物佐证。

二、被考古了百年的遗址

郑州市荥阳有一个青台村，风光秀美。她坐落在向阳的岗坡上，村前流淌着一条名叫枯河的古老河流，这是一条历史名水，最早名旃然河，河水从郑州市上街区廿十里铺村发源，向东南流经荥阳市、惠济区，最终注入黄河，全长42.14公里，流域面积267平方公里。河流虽然不长，流域面积也不大，但历史传说很多，文化遗迹丰富，1994年，国家考古领队培训班的师生们在枯河下游的西山上，发现了中国当时最早的版筑城池，将中国建筑城池的历史推进到了5300年前，名惊天下。

1922年，青台村来了几个衣着考究的外地人，里面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些人东瞅瞅西看看，还不时蹲在田头、河边断崖处用小铁铲翻找着什么东西。人们好奇地询问得知，这些人隶属于当时民国政府的国家地质调查局，他们是来勘探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的，他们的负责人是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1874年出生于瑞典克尼斯塔，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著作，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安特生受聘担任中国国民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有了许多重要发现，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由于中国时局动荡，地质考察的研究渐趋停滞，安特生把精力转向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安特生判定这不会是孤例，便沿黄河继续调查寻找，果然，1922年在今日郑州荥阳，他们又发现了青台、池沟寨、牛口峪、秦王寨等与仰韶村相同的遗址。仰韶村遗址与郑州的这些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共同支持和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上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青台村自此进入考古人的视野。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打开了人们探索和认识中国远古社会的大门，激发了人们的考古热情。1933年，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决定，在河南再开展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郭宝钧1893年生于河南南阳，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对安阳殷墟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河南省教育厅派他代表河南方面出面协调地方配合的相关事务，自此郭宝钧与考古结缘，成为参加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次数最多的人，并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1930年和1932年，郭宝钧先后两次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作，与梁思永等写成《城子崖》发掘报告，首次提出“龙山文化”。1932年至1933年，郭宝钧两次主持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葬的发掘工作，1935年和1937年，又先后两次主持了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著名的第一代考古大家。 郭宝钧参加的城子崖考古发掘工作，以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并一脉相承，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受这一收获影响，1933年郭宝钧决定依托河南遗址再探索。这次他把目光聚焦在了1922年安特生团队发现的郑州青台遗址，果然，青台遗址没有让郭宝钧失望，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收获，再次引起考古学界对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质疑，进一步坐实了中国文化本土产生的学说。非常可惜的是，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郭宝钧团队这批珍贵的考古发掘资料与出土文物被迫在开封市内寻地埋藏，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件憾事。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所务会决定在郑州地区开展考古工作。1951年4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夏鼐先生为团长的河南调查团，4月15日抵达郑州后，先在市区的南关外、白庄、凤凰台及紫荆山进行考古调查，4月19日乘马车前往郑州西北郊区，首先调查了青台、平陶故城、点军台、秦王寨、霸王城及汉王城、荥阳故城、陈沟、牛口峪、池沟寨等遗址，随后对青台等遗址进行了一个月的发掘，取得重要考古收获，成果以《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为题在《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上发表，成为新中国最早发表的考古成果。

1980年代和2010年代，青台遗址再次成为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经过连续不断的考古发掘，这个被考古学家持续关注了近百年的遗址终于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当拂去掩埋在它身上的历史尘埃、撩开它神秘面纱的时候，考古大发现一个接一个，震撼人心，青台遗址竟然埋藏着中华文明发展的经典创造。

三、布局有序的繁盛社会

经过近百年的勘探发掘，青台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年前~4500年前）的聚落遗址，它的总面积达107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规模庞大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内发现了一系列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布局有序的繁盛社会。

青台遗址由环壕、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等组成。经对环壕解剖，遗址内有四重环壕，环壕内外分布有6000年前到4500年前仰韶文化的遗存，其中一、二、三环壕内为仰韶文化集中遗存区。环壕建设前经过精心规划，已发现的出入通道就有3种形制，有的通道不仅有建筑，还埋有涂有朱砂的石钺，为探索仰韶文化防御体系的布局和建设提供了新材料。

居住区位于一环壕和二环壕的北部偏中地带，这里房屋分布密集，相互叠压打破，房屋形制均为长方形，有单间、双间、三间之分，布局有南北和东西并列两种，建造方法是平地起筑，木骨泥塑。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以土坯建筑的房屋，虽遭到严重破坏，但土坯痕迹清晰，这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土坯建筑的房屋。

墓葬区位于一环壕南侧，分布密集，是青台人专门规划的墓葬区。青台人的墓地从西向东排列，存在不一样的墓群排列方式，西部墓群方向以北向和西向居多，有少量东向。东部墓群仅存在西向。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多数经过缠裏束缚，墓葬内普遍用木棺做葬具，为研究仰韶时期的葬俗、葬制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在青台遗址东部一环壕的外侧，分布有祭祀区，祭祀区内首次发现了北斗九星祭坛，祭坛由九星图和圜丘组成。圆丘由黄土夯筑，平面为椭圆形，直径1.5~0.9米，高1.1米。圆丘的西边，有按照北斗九星形状摆放的九个陶罐，斗柄向北，其中7个大小不一的罐子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外还有两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即传说中的左辅、右弼。这样的排列形状，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种形式高度契合。 祭坛西部及东南部不同方位摆放4个瓮棺将九星罐和圜丘半包围，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个非正常死亡骨架，祭祀区北部、西南部、东部均有较多疑似地臼的遗存。 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北斗九星祭坛，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大考古发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天气时令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北斗星象与时令变化息息相关，青台遗址内的北斗九星祭坛说明先民们对北斗星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其变化而相应出现的神奇天气变化充满了敬畏，进而形成了对北斗天体的崇拜，并且可能形成了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 历史上关于北斗九星的组成有两种说法，青台北斗九星的排列方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讨论素材，谱写了中国古代人们观象授时的最早篇章。

青台遗址内发掘出土仰韶中晚时期各类遗物数千件，主要类别有陶器、骨器、石器等。陶器有鼎、罐、钵、缸、盆、器盖、尖底瓶等，纹饰以素面为主，部分饰弦纹、附加堆纹，另有少量彩绘，图样有太阳纹、弯月纹、波浪纹、S纹、X纹等。石器有石铲、石锛、石球等。骨器有骨针、骨簪等，均为磨光素面。很有意思的是，在清理一处窖穴遗存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很奇特的陶器，这件器物样子呈覆盘状，覆盘上面透有一个个孔眼，下面有三个瓦状足，内壁粗糙，敷有一层由于火烧而凝积的黑灰，外壁光滑，覆盘上面结有一层薄薄的锅巴状物。这样的陶器还是第一次发现，考古人员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这是一件用来烙饼的鏊子。青台陶鏊的发现，刷新了人们对5000多年前先人们所用炊具的认知。

青台遗址明晰的布局，表明聚落已经有了功能分区，体现了古人对于空间概念的认识和把握，意义十分重大。

四、石破天惊的发现

考古工作者在对距今5500年的仰韶文化层进行清理时，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瓮棺墓葬，其中一座葬具为两件形制基本相同、口与口严密扣接的夹砂褐陶罐，竖立掩埋于略比陶罐大一点的圆坑内，棺内葬一呈蹲坐姿势的幼儿，出土时棺内未见淤土，而在头骨与肢骨上黏附有灰白色炭化物品，头盖骨上黏附的物品已呈多层胶结块状。另一座瓮棺墓葬以小口尖底瓶与器盖平置扣合做葬具，横卧于长方形土坑内，瓮棺内幼儿仰身直肢。由于陶棺扣合紧密，除底部有少量进水痕和微量浮土外，未见其他淤积物，骨骼保存完整，腿骨与脚骨上均黏附有部分褐灰色炭化物品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两座墓葬内尸骨上保存的炭化物品是过去发掘中没有见过的，考古工作者敏锐感觉到这有可能是残存的衣织物，他们迅速将这些已经炭化的物品残片揭取下来送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通过分析和化验，专家们发现，这些炭化的物品残片具有丝纤维光泽、单纤维排列平行、无捻度等特征， 虽然炭化严重，仅能从单根丝纤维的剖面予以鉴定，但毫无疑问，这是纺织物品，而且是丝的纺织物品。这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中国纺织考古有了重大发现。

专家们对丝纤维做显微切片试验，取得了单丝的截面形态，通过观察，丝呈钝三角形，虽然单丝包覆的丝胶已很少，但仍可辨认出是桑蚕丝。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为蚕茧进行多粒缫制加工的长丝纺织而成，丝织品的经纬丝已有3种规格，丝的投影宽度实测为0.2毫米、 0.3毫米和0.4毫米。由此可见，青台的先民已经掌握利用温水溶解丝胶进行多粒蚕茧合并抽丝以制作经丝和纬丝的生产工艺技术。

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其基本组织既有平文组织，也有左右互相绞缠的椒孔组织， 古人云“方孔曰纱，椒孔曰罗”，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物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纱的织作相对简单，罗的织作较为复杂，产量也低得多。罗织物的出现，显然是原始织造工艺技术上的重大进步。纱和罗的织物都是需要用织机来完成的，说明至少在5500年前青台人已经完成了纺织向机织的转变，这是中国古代织作技术上的重大飞跃。

引人瞩目的是，青台遗址出土的罗已经过炼染，呈浅绛色，这是迄今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带有色泽的丝织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开始用色彩表达审美观念，他们在陶器上用颜色涂敷描绘各类纹饰，在身上用颜料纹身，以寄托自己的思想。织物上的染色或衣服上的涂色，可能就是先民们色彩文身的延伸，并逐步发展为服饰色彩。关于织物染色的颜料，从当时彩陶颜料分析结果得知，可能是天然矿料，也有可能是植物色素。从青台遗址出土的织物残片表面情况和折断下来的经纬线残段观察，由于这些丝织品表面的丝胶残留较少，单茧丝纤维间呈分离半松散状态，初步认为罗织物在上色之前，已经过水洗或煮炼的脱胶工序，脱胶后便于上色并能提高织物与色彩结合的牢度。浅绛色罗涂染的颜料属于赤色，从以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以赤铁矿石研磨制作颜料的遗存情况分析，青台遗址出土的浅绛色罗的颜色很可能就是赤铁矿石粉涂染或浸染的颜色， 这件首次发现的浅绛色罗织实物，对研究新石器时代丝织品的炼染工艺具有重要价值。青台遗址丝罗实物的出土，说明5500年前青台人就已经谙熟养蚕缫丝技术，并且能纺织染炼出精美的丝织品，为丝绸织品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毫无疑问的实物证据。

青台遗址还在瓮棺中发现了许多麻织品。这些麻织品有麻纱、麻绳和麻布残片，也呈炭化状态，经过对纱线表面的观察，并将残断纱线松解呈纤维状浸泡于酒精液中，发现处于内层的束纤维纵面的沟棱节纹较宽，直纹明显，无扭曲，其炭化纤维呈圆管状，横截面略呈椭圆形，管壁厚，显出粗硬的特征，这与苧麻、苘麻的纤维纵面有区别，和大麻束纤维的表面特征相似，因此，该纤维判定为大麻品种。大麻是属于桑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先人们在黄河流域最早发现与利用的纤维材料之一，大麻为雄雌异株，雄株花序呈复点状，产量高，质量好，可以用来纺织较细的布。雌株花序呈珠状或短穗状，韧皮粗壮坚硬，晚熟，质差，产量低，纤维不洁而黑，且粗硬，织粗布衣，但结的籽可榨油充食。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过许多仰韶文化时期的大麻种籽，青台遗址与大河村遗址年代相当，又出土大麻纤维，说明当时的郑州人对大麻种籽和大麻纤维已经完全认知和利用，有可能人工栽培了。

青台遗址出土的麻布在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属首次发现。经检测，麻布实物经纬密度为12.5根/厘米，相比同一时期其他遗址出土陶器上麻织物痕迹经纬密度10根/厘米，青台遗址出土的麻纱直径更细，以这样细的麻纱织出来的麻布经纬密度更为均匀，更为整齐。

与丝绸织物和大麻织物相匹配，青台遗址出土了大量与纺织有关的纺轮、骨针、骨匕、陶刀等工具，使我们对这一时期手工纺织业的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从出土的麻纱和麻绳看，它们是青台先民们使用纺专制作的。纺专由纺轮和捻杆组成，也称纺坠，它利用其自身重量和连续旋转对纤维进行加捻成纱。纺轮早在8000年前的郑州裴李岗遗址就有发现，最初人们是利用比较扁平的陶器残片打磨成近圆形，中间钻孔插上捻杆做纺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纺作活动对纺轮需求量的增大，促使了人类用石块磨制或用泥土烧制形态各异的纺专。青台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纺轮，质地有石、陶两种。石质纺轮直径较大，一般为4.05~6.94厘米，重量为48~110克。陶纺轮直径较小，一般为3.5~6.05厘米，重量为17~112克。这些不同直径、不同重量的纺专功能应该是不相同的，应与纺制粗细不同的麻纱有关，纺细纱要用直径较小、侧面扁薄状的小纺轮，以减轻重量。纺粗纱要用直径大、重量重的大纺轮，以增加重量。显然，青台遗址的先民们已普遍地掌握了纺轮外形尺寸、重量与纱支粗细关系的基本原理，以纺作不同规格的麻纱满足不同规格麻布的织作需求。

从青台遗址内出土麻纱实物的捻向看，应是“Z”捻，即将纤维以手指捻合成纱，捻成一段后即绕上捻杆，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加捻上端， 使纺轮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成纱为“Z”捻。青台遗址出土的麻绳每10厘米有5个捻度，说明当时已能利用纺专对麻纱进行有效的合股加捻了，这种合股加捻的麻绳，有较高的强力，可用于编结渔网或其他织物。

5500年前，青台的先人们植桑养蚕结茧，取蚕丝巧织经纬，开创了丝绸纺织的最初篇章，后人们在这一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从原始的以手提综开口的腰机，到脚踏提综的踏板织机，织女巧工连连创新，千丝万线在声声机杼的鸣唱中，精美绝伦的曼帛轻纱源源流淌出来。通过巧构经纬，织造出不同的丝绸品种，使色彩更加华美。通过天机提花，织出任意变化的造型，使花色多彩多姿。通过印花彰施五彩，使丝织物艳丽无比。通过穿刺运针、以针带线的刺绣，使织物锦上添花，为中华文明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世界人类贡献了伟大创造。

五、中国农桑文明的开启

中华文明从创立初始便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出发点促成了中华民族创立了以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原始农业和丝绸纺织业，奠基起中华文明的基石，形成了中国古代以农桑为根本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标志性区别。

中国是世界原始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完成了粟、黍、水稻等作物的独立驯化。在3万年前的郑州老奶奶庙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与水稻培植有重要关系的稗子。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浙江上山等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水稻的身影。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1万年前后的北京东胡林、河北南庄头等遗址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开始对野生粟的驯化。在距今9000~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贾湖等遗址中，考古发现，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有规模地种植水稻和粟，不少遗址发现了粟的窖穴，发现了用稻米制作的酒，发现了一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开垦土地的农具石斧和石锛，有耕耘土地的农具石铲和石锄，有收割作物的农具石镰、石刀，有加工粮食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等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特别是粮食窖藏的出现，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由最初的采集农业开始向种植农业发展，原始农业已经形成，自此，奠定了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

中国也是世界纺织的重要发源地，早在9000~7000年前的郑州裴李岗遗址中就发现有用来纺线的纺轮，有些陶器上还有编织物的印痕，推测可能已有以植物纤维为原材料的原始纺织。引人注目的是，在郑州峩沟遗址中，发现了7300年前的陶制蚕蛹，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与蚕有关的文物。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遗址发现了6000年前的半个已经炭化了的蚕茧壳，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茧实物。但这些尚不能证实丝绸纺织的产生。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丝绸纺织的实物终于在郑州青台遗址被找到，令人更为惊喜的，青台遗址的丝绸实物不是孤例，在青台周边的遗址中，更多有关丝绸纺织已经形成的实物不断被发现。2017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科研团队对青台遗址附近同时代的汪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编号为WG1的瓮棺内，人们通过电子显微镜，清晰地观察到四经绞罗的织物结构，并通过免疫检测确认其中含有桑蚕丝蛋白。此外，还发现了一块经过染色和脱胶处理的罗织物。这是继青台遗址后第二次发现丝绸纺织实物。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青台遗址西边的双槐树遗址内发现了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蚕，通长6.4厘米，宽幅不足1厘米，厚度仅0.1厘米，造型呈C形蜷曲状，头胸腹三段分明，胸足、腹足雕刻细腻，背部凸起模拟蚕体膨缩状态，与蚕吐丝阶段体态特征相契合，这是一只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这只吐丝的骨雕蚕证实了人们对蚕与丝的认识与崇拜。人们在双槐树遗址的瓮棺中也发现了丝绸存在的丝蛋白。此外，2024年，在青台遗址南边的楚湾遗址，人们也发现了玉雕的蚕。青台、汪沟、双槐树、楚湾等遗址有关丝绸的发现，说明5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普遍掌握了养蚕缫丝纺织技术，他们植桑养蚕，取蚕丝巧织经纬，书写了丝绸纺织历史的最早篇章。自此，植桑养蚕纺织与早它形成的农业生产联手形成中国古代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李伯谦先生指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青台等遗址有关丝绸遗物的发现，毫无疑义地宣告中国古代农桑社会自此启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