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涛 通讯员 张晓娟
蝉儿蜂鸣，晚风轻拂。在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的操场上，三三两两的学子或聚集读书，或打球运动，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出现在眼前。穿越时光隧道，80多年前，这里的学子曾用战火和硝烟书写了一段热血青春。
1938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本轰炸机的嘶吼撕裂了郑州的天空。就在这片焦土之上，中共郑县县委书记韩仲铨、郑州扶轮中学学生杨长庚、铁路工人党员刘怀敏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郑县各界青年战时工作团”——一个以热血青年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即将诞生。成立一个公开的抗日青年组织，谈何容易。当时国民党县党部、警备司令部与第一区专员公署冷眼相对：“抗战自有政府、军队，何需尔等？”青年们没有退缩。杨长庚四处奔走，将抗战的火种递到社会贤达手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长李世璋与第一行政专员公署罗震签署名字，郑州扶轮中学校长吴健慨然支持，一纸凝聚人心的《青年工作团简章》在重压下成形。
官方最终松口，却竖起高墙：须30人具名申请，责任自负。消息传来，青年群情激昂，签名如雪片纷至。“郑县各界青年战时工作团”成立的启事贴在郑州扶轮中学校门，《郑州日报》也刊登消息，很快，280多名工人、职员、店员、失学青年汇聚到这面抗日旗帜下。
街头巷尾：
救亡图存的青春身影
1938年2月下旬，“郑县各界青年战时工作团”正式成立，团部设在郑州扶轮中学，团长由杨长庚担任，名誉团长由罗震担任，团内党员由张维桢领导。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将郑州变成了不屈的舞台：
慰问队每天日夜穿梭于车站、旅社、医院。伤员激增时，火车站月台成了临时病房。青年们俯身为伤口化脓的战士清洗、包扎，端水喂饭，一些伤员把锦旗送到团部。
团员们在大街和郑州扶轮中学门口写文章出壁报，还到剧院登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塞外狼烟》《棠棣之花》等节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点燃万千市民胸中抗日热忱。
烽火南移：
从城市到山野的游击火种
1938年5月11日，负责组建河南青年战时工作团的刘清源来到郑州,以河南省青年救国协会委员的公开身份参与郑州青年工作团的指导工作。不久后，徐州沦陷的阴云笼罩中原。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在郑州塔湾召开紧急会议，判断郑州、开封危在旦夕。于是刘清源提出：“转向农村，准备游击！”一支由2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农村工作队”迅速集结，目标直指郑州南郊梅山。
工作队启程时，竟意外获得官方“支持”，第一战区长官政训处指导员陈少敬公开动员，还批下20元钱和一包大米。刘清源代表党组织随队秘密领导，杨长庚任队长。工作队抵梅山第三天，惊闻黄河花园口决堤，郑州大乱。溃兵过境时，青年们烧起开水，捧给那些抗日的将士。
当时溃兵横行，密县秩序崩溃。工作队敏锐抓住时机，推动成立“郑荥密三县联防”，以维持地方、积蓄抗日力量。在当地开明士绅支持下，20多名地方人士齐聚梅山祠堂。虽“三县联防”未完全成形，但工作队借此东风，将基地转移至群众基础深厚的密县洞林寺，并更名为“第一行政区战时工作团”。
在洞林寺，工作团以联防名义连续举办两期农民训练班。40多名农家子弟在此学习射击、游击战术，体验准军事化生活，抗日武装的种子悄然播撒。就在这时，特务郑允升混入团内，妄图以“省党部有电台、发薪金”为诱饵，将队伍纳入国民党麾下。刘清源断然回绝：“我们只为抗日，不要电台，不要薪金！”阴谋破产的郑允升最终悻悻离去。
星火不灭：
禁令下的凤凰涅槃
之后的洞林寺每天枪声不断，工作团担心安全，通过密县民运指导员武宪周、尚寅宾,把工作团迁到密县西关庙宇安顿，与当地的农民协会并肩战斗。纪念“八·一三”抗战时，杨长庚还登台疾呼。工作团当时还创办《青年通讯》，以每周300份油印小报飞向第一行政区各县，传递抗战捷报，诉说工农疾苦，鼓动救亡激情。
抗日呼声越高，压制来得越猛。1938年10月，专员公署一纸命令强令解散工作团，查禁《青年通讯》，限其人员3天内出境。杨长庚到郑州急寻罗震，这位曾予支持的长官面露无奈：“解散非我本意。我若支持你们，官位难保；丢了官，更无力相助。”
第一行政区战时工作团被迫解散。但烈火淬炼真金，绝大多数密县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大都奔向延安，撒向全国，在更广阔的抗日战场成长为坚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