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1950年金秋的一个周末，时任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到市郊的二里岗登高踏秋，当他路过正在高歌猛进的新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仓储中心郑州东货站一带的建设工地时，被开挖地基翻上来的泥土中夹带的陶片所吸引，曾经在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并参加过殷墟考古发掘的他，一眼便断定，这是商代遗物。当时，只有黄河以北发现有商代遗址分布，郑州出现商代遗存，意味着商代文化的范围跨过了黄河，这对于探寻中国早期文明意义十分重大，他立即将这一信息上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当即派出赵全嘏、安金槐、裴明相到现场进行复查，并采集了一批商代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证实这是一处埋藏极其丰富的、比安阳殷墟时代更早的商代文化遗址。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闻讯便在1951年春派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到二里岗进行调查，在确认为商代遗址后，1952年将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调来与河南省的考古人员一道进行考古发掘，国家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博物馆处处长裴文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领导和专家数次亲临现场指导，新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就此诞生。人们不仅在二里岗，而且在郑州老城区发现了面积达数十平方千米的商代文化遗存，不仅出土有青铜重器、甲骨卜辞、黄金饰品等高等级文物，而且还发现了面积达13平方千米以上的三重城池。郑州不仅存在商代遗址，而且还是比殷墟规模更大的都城遗址，商王朝的历史因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找到了起点，中国王朝的历史因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架起了寻找和确立夏王朝的坐标，中华文明的历史因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有了重大延展，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而有了一个个璀璨之最。

中国最大的王国都城

随着河南省会确定迁驻郑州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计划迁到郑州老城北门外的紫荆山一带，这里随即开始市政设施建设。1955年秋，黄委会片区最重要的市政道路顺河路开建，在道路东端的白家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座商代房屋基址，下面还叠压有商代的夯土层，负责现场考古的安金槐心头掠过一丝惊喜， 从殷墟考古发掘的经验看，商代大墓填土都经过夯打，难道房屋下面还有商代大墓？他带领考古队立即对这片夯土范围进行考古钻探，却发现夯土层向东南方向与西北方向延伸，东南与白家庄一带南北走向的夯土寨墙相衔接，一直延续到了郑州老城东城墙内；西北与紫荆山下面东西走向的夯土层相衔接，一直延续到了杜岭街而后南折直通郑州老城西城墙，而在郑州老城的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内，也钻探出了商代夯土遗存，白家庄发现的商代夯土层竟然是一个略呈正方形的合围，这哪里是大墓，也绝非是河堤，这显然是一座城池，并有可能是商代城池，这一发现比二里岗遗址的发现更令人震撼。当时，人们能够见到的城池不过距今2700年，殷墟遗址考古了20多年也未发现城墙，比殷墟早了数百年的郑州商代遗址竟然发现了城池！惊喜中的安金槐并没有匆忙对外发布这一消息，而是又耐心细致地对所有遗迹进行了一件件复查和研究，直到1961年，他才发表论文宣布郑州发现商代城池。这一消息轰动国内外，郑州商城的发现将中国城池建造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新坐标。而在这一年国务院公布的180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商代遗址赫然位列其中，并且，排在了殷墟之前。

历经70多年考古和研究，郑州商城的面纱逐渐揭开，这是一座距今3600年前由商代开国之君商汤建立的商王朝开国之都亳都，规模之盛大、构筑之宏伟、布局之严整、设施之完备，不仅令中国，也让世界为之震撼。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坐落在古代圃田泽西岸，纵横今日中心城区，由宫城、内城、内城壕、外城、外城壕组成。宫城以今日黄委会生活区一带为中心，为国王临朝起居之所，已在地面以下发现城墙夯土近千米。城内有连片的宫殿夯土台基，其中一处基址东西面阔超过65米，南北宽15.6米，是一座重檐回廊九室宮殿建筑，雄浑巍峨。城内发现大型石砌蓄水池、水道等供水设施，完备科学。城东北部为祭祀遗址，发现有祭祀遗存。内城围宫城而建，是贵族和平民居住区，平面为方形，周长7公里，墙体大部分还矗立在地面，城外侧挖有10米深城壕。城内发现了大面积的房基、水井、网状输水沟渠等生活遗迹。外城环内城而筑，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城墙已湮没地下。南墙在货栈街、陇海铁路一带，西墙在今日一马路、二七路一带，已发现城墙十多千米，城外侧也修有护城壕。城内建有各类作坊，河南饭店一带和河南省公路运输公司一带为两处制铜作坊，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带为制骨作坊，郑州十四中一带为制陶作坊。在外城贴近内城处，发现三个商代窖藏坑，出土数十件青铜重器。此外，在杨庄、烟厂、人民公园一带，分布有商代墓葬区，有贵族也有平民，墓中随葬品标志了墓主的身份。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选址考究，地势平坦广阔，西高东低，近临湖泊，便于取排水，体现了生态宜居的理念。城市规划严整科学，布局分明，尊卑有别，秩序井然。三座城池相套，宫城居中，内城南墙开门三座，彰显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礼仪至尊。五道城防，墙高池深，层层护卫，凸显了都城的威严与坚不可摧。三城功能有别，生活区与生产区分离，统治者与普通百姓相隔，展现了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对应城门有网格化道路，开凿的水井与石板铺砌的输水管道形成完备的地下供水网络，呈现了成熟的城市建设理念。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开创了古代城市建设新格局，奠定了中国后世王都建设的基本规制，树起了人类城市发展史的巍峨里程碑。

令人更为震撼的是，为了守护亳都都城的安全，商王朝在其周边又修筑了一系列卫城。已发现面积168万平方米的新郑望京楼商城、面积71万平方米的新密曲梁商城、面积18万平方米的中原区白寨商城、面积51万平方米的荥阳大师姑商城和面积11万平方米的荥阳西史商城。此外，还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发现了面积600万平方米的小双桥商城。这些城池距亳都都城30~10公里不等，自东南向西北环绕而修，形成了护卫亳都都城安全的卫城体系，形成了以亳都都城为核心的商代城市群，面积达到14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筑城守护都城安全的城市网络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群，开创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崭新模式和崭新道路。此外，在亳都都城城市群更大的外圈，商王朝还修筑了武汉盘龙城、焦作府城、新乡孟庄城、运城东下冯城、垣曲城等，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商代城市发展网络。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个王朝的都城性遗址已发现多座，夏代的王城岗遗址36万平方米、瓦店遗址100万平方米、新寨遗址1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商代的尸乡沟商城遗址200万平方米、洹北商城遗址470万平方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65万平方米，周代的周原城池遗址160万平方米、丰京遗址700万平方米、镐京遗址500万平方米，而郑州商代亳都城池以面积1300万平方米为最大，成为王国时代都城建设的巍峨丰碑。

中国最早的刻辞卜骨

1953年4月，在二里岗黄委会仓储项目建设工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夜以继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来自河南省文管会的张建中格外上心，发掘之余，总还要细心穿行在工地的基坑和堆土间巡看，生怕遗失掉任何一个重要线索。这天，他走过一个土堆，被一块骨头模样的东西所吸引，他赶忙捡拾起来，拂去泥土，上面刻有纹饰，他极其兴奋，回到工棚细心擦拭起来，这竟然是一块刻有卜辞的卜骨。这是一件残长约7.3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上有三竖行刻辞的牛肋骨残片，是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商代刻辞卜骨，这马上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正在考古现场指导工作的夏鼐先生立即将其带回北京，交由著名的甲骨文字大家陈梦家先生研究，陈梦家先生很快就对这片商代牛肋骨刻辞写出了鉴定意见：“一九五三年四月间，郑州二里岗在被翻动的地面上找到一块有字的牛骨，五月间由夏鼐副所长带到北京交我研究。当时作出了如下的记录：这是在一片牛肋骨上刻着练习契刻卜辞的十个字 ……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的殷代晚期的卜辞相似，可能也属于这个时期。它的出土启示着黄河以南很有可能发现殷代的刻辞卜骨。五月八日记。” 这件刻辞卜骨，不仅是在安阳殷墟之外第二个地方发现的甲骨文，而且时代比殷墟要早上数百年，这是商王朝时代最早的刻辞卜骨。

这件刻辞卜骨太过重要，自1953年在郑州出土至今历70余年，曾被40多种学术刊物作过介绍，40多位学者著文对其进行解读，呈现出甲骨刻辞研究史上的罕见一幕。但由于这件刻辞卜骨不是在文化层中出土的，亲眼见过和释读的人又少之又少，因而，围绕对它的讨论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一是它究竟是商代早期还是晚期？二是它由多少字组成？三是它的刻辞内容究竟是什么？

由于刻辞卜骨发现时失却原始地层单位，因此，对它属于何时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可能属于殷商晚期，或将其时代判断在祖甲以后，认为可能属于武乙或文武丁时期，按此观点，郑州出土的这件刻辞卜骨与殷墟甲骨卜辞属于一个时期。也有学者认为其时代应早在商代二里岗期。针对这些争议，参与当年发掘的裴明相先生就这片刻辞卜骨出土情况撰文澄清：“被翻动的土层深约半米左右，内含较多的商代二里岗陶器碎片和唐、宋瓷片等。在铲平后的地面上，暴露出许多边沿清楚的二里岗期窖穴、灰层和汉、唐、宋时期的瓷片。决无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及安阳殷墟晚期遗存。”从而明确，这件刻辞卜骨的时代是商代早期毫无问题。更有学者从文字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刻辞字形来看，字形纤细，直线刻痕为主，与殷墟甲骨文的曲笔风格不同，保留了更原始的文字形态，显然比殷墟甲骨刻辞要早。

刻辞卜骨发现后即被带往北京，能看到并对它进行研究的人并不多，只有采集者张建中、现场发掘者裴明相、绘图者高秋菊、最早报道者赵全嘏、将刻辞带到北京者夏鼐、最早研究者陈梦家等，因此，外界对它的了解极少，以至于多年后竟然连其下落也无从知晓。人们的认识基本沿袭陈梦家先生研究发表的意见，释文为10个字。也有人从发表的牛骨刻辞照片和拓片进行研究，提出了6字说、7字说等，卜辞的内容也释读有别。 2003年春，SARS 流行，封闭在家的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维明先生在翻阅有关郑州商文化材料时发现，学界对郑州刻辞卜骨释文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为了究其根本，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郑州二里岗》报告，查对原始材料，意外发现这片刻辞上并非像学界所言至多10个字，从《郑州二里岗》书内所附刻辞临摹图看，牛骨上至少有14处刻工，仔细观察，清晰可辨的字应该为11个，即“又モ土羊乙丑贞从受七月”，由于这段刻辞恰巧从“受”字以下残断，参照殷墟甲骨卜辞文例推断，在“受”字后面还应有“祐”“有祐”或“口祐”等字，如此推断不误的话，则这段刻辞完整时应由12个或13个字组成，记录了商代七月乙丑日用羊祭祀モ土（社）这件事情，并对这样做能不能得到神灵保佑的结果进行贞问。让李维明先生更兴奋的是，刻辞中的“モ土”在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多与祭祀有关，多指在亳土或宅土进行的祭祀，这件出土于郑州的刻辞卜骨记录的是在亳土进行的祭祀活动，这十分难得的从当时的文字实证了郑州商城即是商王朝的亳都都城。这件刻辞太重要了，李维明先生下决心寻找刻辞的安身之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郑州商城发现七十周年之际，李维明先生对外界宣布，郑州出土的商代最早的刻辞卜骨已经找到，藏在国家博物馆！

郑州发现的刻辞卜骨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刻辞卜骨，比殷墟甲骨文早了数百年，它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上的朱书文字一起证实，中国文字形成于商代以郑州为都的时候。袁广阔先生说：“郑州商城骨刻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早商文字遗存，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卜辞。它的发现，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头，在中国象形文字史上具有界标意义。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则为二里岗卜辞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旁证，表明早期中国在二里岗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 夏鼐先生更是明确指出：“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

中国最早的青铜重器

1974年，特殊岁月中的中国大地都在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修筑地下防空工事，郑州杜岭张寨南街的防空洞已修筑的初具规模。9月的一天，工人袁海军正在向前掘进，当他挥动铁镐锛向土壁的瞬间，“咣当”一声响，震得袁海军手臂发麻，触碰到硬物了，最初以为是石块，随着清理发现是方方正正的青绿色器物，上面还有突起的花纹，遇到文物了！现场工人立即停止施工并上报，考古专家杨育彬带着考古人员随即赶到。

考古人员抵达后，经过简单清理，发现这是两件巨大的青铜鼎，从器型和纹饰看，应当是商代器物。两件大铜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摆放在一起，间距约1.2米，一件较大，一件略小，还有一件铜鬲放置在那件较大的铜鼎内，鼎腹内壁残留炭化谷物痕迹。放置大鼎的地面经过平整，为了把大小不等的两件铜鼎摆放整齐，那件略大的铜鼎下面的生土被挖低了一些，两鼎的放置显然是放置者有意布置的。鼎足下方垫有烧土块，周围散落着陶器碎片及少量人骨、兽骨。从遗迹上看，应当是商王朝祭祀活动所遗留。

这是两件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的青铜大鼎，均为双耳，斗形方腹，四个圆柱形空足，粗壮有力，器表饰饕餮纹与乳钉纹。人们把大号鼎命名为杜岭一号鼎，把小号鼎命名为杜岭二号鼎。一号鼎通高100厘米，口径长62.5厘米、宽61厘米，壁厚0.6厘米，重86.4公斤。 形体与口、底都略呈横长方形，口沿面略呈内低外高的双折沿。双耳外侧壁凹槽内各有三条圆拱形凸棱弦纹，腹四壁中上部各有一横条细线饕餮纹带条图案，每壁两侧各饰四竖行乳钉纹，每壁下各饰五横行乳钉纹。四足表面的每足足根部各饰二周弦纹和一周细线饕餮纹，每足下部又各饰三周弦纹。二号鼎通高87厘米，口径长宽均61，腹壁厚0.6厘米，重64.25公斤，双耳外壁的凹槽中，各有一横条细窄线条的饕餮纹，腹壁每面两侧各饰四竖行乳钉纹，每面下部各饰五横行乳钉纹。四足下部也各有三周弦纹。

两鼎形体硕大，铸工精细，采用多范分铸技术，经X光检测确认，共使用20块外范和4块内范，范块厚度在2~3厘米之间，采用当地红黏土制作，范块接缝处设计有凹凸榫卯结构，最大错位不超过0.1毫米。鼎耳部位保留有直径约3厘米的浇铸口，鼎足内部发现直径1厘米的排气孔遗迹。另外，经红外扫描发现鼎腹东北角有直径约5厘米的补铸区域，补铸区域金属成分与主体存在差异，含锡量高出2%，体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冶铸的精湛水平。

商代人崇信鬼神，鼎是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核心礼器,既用于沟通神灵、祈求庇佑，也向民众传递着“王权受命于天”的统治逻辑，是早期国家礼制形成的重要标志。杜岭双鼎的纹饰与造型、体量与工艺直接彰显了商王的权威，是“天命所归”的物化体现。考古学家杨育彬先生回忆起他第一眼看见两尊杜岭方鼎时的感受：“就一眼，直刺心底……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见，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以杜岭双鼎的出土为标志，郑州商城为商王朝早期都城就此定鼎。

铜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第一次有关金属的伟大发现，当它以闪烁的光芒跃入人们眼帘的时候，人们对它的追逐、使用和占有便开始书写波澜壮阔的篇章，人类进入国家时代时甚至以青铜时代命名。中国并不是最早使用铜器的国家，但是，一旦迈入门槛便迅速发展。自公元前30世纪开始用铜之后，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达到高峰。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主要用青铜制作工具、饰品和兵器不同，中国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与征战，因此青铜被大量用来铸造礼器、乐器，也有一些兵器。中国青铜器功能的这一特征，决定了青铜器制作的讲究与用心，不仅在器物造型上穷究至极，在器身装饰上也通过大量繁缛华丽的纹饰和神兽彰显庄重、华贵与神秘，这与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5000年前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把青铜刀，郑州商城之前的陶寺、石峁、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中，都出土有青铜器，但都是小件，数量也不多，郑州商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从镇国重器方鼎、圆鼎，到战争武器钺、镞、戈、剑，从生产工具铲、斧、刀、凿、锥，到生活用具鬲、斝、罍、盘、觚、尊，应有尽有，最震撼的是1974年出土的杜岭青铜方鼎、1982年在内城东南城角处出土的青铜方鼎和圆鼎、1996年在南顺城街出土的青铜列鼎，这些都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的青铜重器，反映了中国青铜器冶炼工艺和铸造水平的登峰造极。郑州杜岭青铜方鼎出土后，一号鼎被调往北京，陈列于国家博物馆，展现着中华文明灿烂的青铜时代。二号鼎留驻河南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

中国最早的黄金面具

2022年的春天，一条消息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郑州发现商代大墓，谁的墓？在哪儿？出土了啥？众说纷纭。直到这年的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介绍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谜底才正式揭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法、黄富成团队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南角一带的书院街区域配合基建考古中发现一处商代贵族墓葬区，其中的一座墓葬陪葬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等级之高，堪称郑州商代王都发现以来最具标志性的发现，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墓内发现了目前中国时代最早的黄金面具和黄金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牌饰等。

黄金制品不是郑州商城的第一次发现，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一座祭祀坑中就发现过夔龙纹金箔制品，本世纪初，在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中也发现过金箔制品。这次郑州商城书院街贵族墓葬中发现的黄金制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分为四类：一是黄金面罩，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0克；二是金泡饰，共有四枚；三是以黄金做底托的绿松石牌饰；四是残存的金箔制品。这一发现不仅将中国古代大规模使用黄金的历史，从商代晚期提前到了商代中期，黄金面具的发现更是具有世界意义。

黄金是继人类发现青铜之后又一次重要的金属发现，由于黄金易于熔炼、易于延展、难以腐蚀、资源稀缺而成为人们最为崇尚的贵重金属，一直为统治者、贵族等少数人拥有。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的黄金制品在7000年前，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是4000年前甘肃墓葬中发现的耳环。但是用黄金做面具时代较晚，发现数量也极少。目前，从收集到的材料看，世界范围内发现用黄金做面罩的大约有6个国家。

18世纪70年代，希腊考古工作者在对迈锡尼时代一处豪华的王室墓穴考古时发现了覆盖在逝者脸上的黄金面具，由于当时考古者认为墓穴主人是阿伽门农，因此将其命名为阿伽门农黄金面具。后来随着考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考古学家们修正了这个认定，墓穴主人应该不是阿伽门农，而是比阿伽门农时期更早的一位古希腊的王公贵族，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阿伽门农黄金面具的重要价值，依旧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象征。 20世纪20年代，埃及考古工作者在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墓中发现了戴在其面部的黄金面具，面具按照图坦卡蒙生前的原型塑造，前额部分饰有古埃及文明中的保护神鹰神和眼镜蛇神，下面垂着胡须，整个黄金面具上面还镶嵌各类宝石以及彩色玻璃等，十分精美。这件黄金面具被称为图坦卡蒙金面罩，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星堆、金沙、西藏、通辽、沈阳、郑州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黄金面具。1991年，秘鲁考古学家在秘鲁北部兰巴耶克省发现一件黄金面具，距今约1000年。此外，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黑海附近的刻赤博斯普鲁斯王国遗址的皇家墓葬发现了一件金面具，人们将它命名为博斯普鲁斯国王金面具，距今1600年。

墨西哥考古工作者在瓦哈卡出土了一件黄金面具，人们将它以阿兹特克神话中的“春天之神”希佩·托特克命名，称为希佩·托特克黄金面具。

从已经发现的世界范围内的黄金面罩对比研究看，郑州发现的商代黄金面具具有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一是郑州商代黄金面具是世界上目前发现为数不多的黄金珍品。目前，世界上只有6个国家出土有黄金面具，据不完全统计，希腊有3件、埃及有3件、墨西哥有1件、秘鲁有1件、俄罗斯有1件、中国13件，总量20余件，堪称世界级珍宝。二是郑州商代黄金面具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黄金面罩之一。在已经发现的黄金面具中，郑州的黄金面罩与希腊的黄金面具距今3500年到3400年，埃及的黄金面具距今3300年，三星堆和金沙的黄金面具距今3100年到3000年，墨西哥的黄金面具、秘鲁的黄金面具、俄罗斯的黄金面具和中国西藏、内蒙古、辽宁的黄金面罩时代较晚一些。郑州黄金面具堪称世界最早黄金工艺制品之一。三是郑州商代黄金面具是世界上唯一非写实性的黄金面具。在世界上已经发现的黄金面具中，除了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黄金面具是用于装饰青铜人的祭祀用品、墨西哥出土的黄金面具用途不清外，其他黄金面具都是覆盖在墓主人面部的殓品。而在这些殓品黄金面具中，希腊、埃及、秘鲁、俄罗斯、通辽、沈阳、西藏的黄金面具都是写实的，是按照主人生前的相貌进行制作，只有郑州的黄金面具是平面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塑造，是世界黄金面具中唯一的非写实性黄金面具，提供了世界黄金面具寓意研究的另一种版本，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人们的信仰、葬俗具有重要意义。四是郑州商代黄金面具的制作工艺极其先进。早期的黄金制品都是锤揲而成，金器制品的厚度成为制作工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目前公布的各地黄金面具的规格数据来看，郑州商代黄金面具在世界已发现的黄金面具中，依单位重量考量，厚度是最薄的，薄如蝉翼，反映了3400年前郑州商代金器制品的高超工艺，堪称世界技术最先进的黄金捶揲工艺制品之一。 此外，郑州出土的兽面纹牌饰是由金箔和绿松石组成的，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

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

土、水、火的完美结合孕育了陶和瓷的诞生，由粗犷、朴实的陶器，到温润、洁净、雅致的瓷器，中华民族用智慧与心血，积聚民族与时代的精华，创造出世界科技、工艺、文化史上的奇葩，成为外国语汇里中国的代名词。

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中国至迟在距今2万年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阶段就开始了陶器烧造的历史，经过“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特别是发明了轮制技术后，陶器先后呈现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釉陶等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新境界。在累积了万年制陶经验与智慧后，创造出了比陶器更为精美耐用的新器物，这个用高岭土做坯料、外施釉汁、以1000℃以上高温烧造出来的新器物就是深深影响人们生活的瓷器。

瓷器诞生于何时？也仅仅是在70年前，人们所看到的最早瓷器还是汉代的青瓷，随着郑州商城的发现，揭开了中国这一伟大创造源于何时的秘密。

1954年，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千余米处的人民公园内先后发掘出20座商代墓葬，在25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器物，这是一口尊，高25.6厘米、口径21.4厘米、腹围76厘米，双唇，口沿折侈下斜，束颈，折肩，鼓腹，下腹斜内收，圜底，口沿内部、颈部有明显的轮制痕迹，肩部及腹部拍印细绳纹。与常见的陶器不同，它的通体内外满施青灰色釉，釉质较为稀薄，有轻微的流釉现象，胎色灰白，胎薄且坚质。这种器物早年在安阳殷墟也出土过，当时的研究者李济称之为“釉陶”，因而，郑州再出土类似器物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可是，随后在郑州的商代遗址中这类器物的残片不断出现，特别是1965年在功铭路商代墓葬中又出土一件完整的类似的器物，高27厘米、口径27厘米、颈径17厘米、上腹径28厘米，尖唇，大敞口，束颈，折肩，深鼓腹，腹壁斜收，圜底内凹，口沿内及颈部有轮制痕迹，肩部装饰席纹，腹部装饰篮纹，胎色灰黄，胎质坚硬，器物外部及器内的上部分，都施黄绿色釉，釉层光亮，釉面有微微流动痕迹，有釉堆积痕，扣起来发出金属的铿锵声，看上去很有汉代瓷器的感觉。安金槐先生觉得这件外壁亮闪闪、胎质坚硬的器物，应该有别于传统的陶器。器物被送往有关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令人十分兴奋，检测报告显示，吸水率低于0.5%，摩氏硬度达到7度，显气孔率1.8%，体积密度2.4克/立方厘米，这些数据证明，其物理性能已具备了后期瓷器的所有要素，但胎体断面可见杂质颗粒，釉面存在未熔石英晶体，底足部位有局部生烧现象（烧成温度低于1200±30℃），尚完全难以与成熟瓷器比肩。专家们经过研究认定，可命名为原始瓷器。以郑州出土的这件原始青瓷尊为标志，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推到3600年前，郑州原始青瓷尊也成为目前中国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瓷器作品。

以原始瓷为起点，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青瓷、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的白瓷、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的青花、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的釉变、元代（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之后的彩瓷，中国人在造型、釉色、烧制和装饰上不断创新，借鉴并融合了其他工艺的精华，将“形”“意”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淳朴洒脱的民俗意趣，到恢宏典雅的皇家风范，千余年来精彩纷呈，一路辉煌璀璨，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怀，为世界贡献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