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枫桦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郑州的实践探索，是一场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内核、以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为驱动的深刻变革。当这一源自浙江诸暨的治理智慧跨越地域边界，如今在中原腹地的郑州落地生根，它不仅完成了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的本土化调适，更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态——“社区合伙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跃升。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构建起政府、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兴起

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核心引擎，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80%，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然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统筹能力相对薄弱，居民自治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社会矛盾发生频率较高。老旧小区改造争议、物业服务质量纠纷、邻里关系紧张、流动人口管理难等问题频发，若处理不当，极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或长期积怨。如何让“枫桥经验”真正融入城市肌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城市治理方案？在此背景下，一种名为“社会合伙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正在悄然兴起。这一模式借鉴了“枫桥经验”中群众参与的核心精神。

“社区合伙人”的兴起，源于郑州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所谓的“社区合伙人”，是指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跃升

从“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进阶，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社区合伙人”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更彰显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活力与智慧。

党建引领是“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有效运行的政治保障。郑州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全面推行“社区大党委”制，由街道党工委牵头，整合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资源，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在此框架下，社区党组织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战斗堡垒”，而是多元共治的“指挥中枢”。例如，金水区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治理”，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党建引领把“问题清单”变“幸福清单”，明确各成员单位在环境整治、安全巡查、困难帮扶等方面的义务，并设立“红榜积分”制度，对积极参与治理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荣誉激励和政策倾斜。这种组织重构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社区合伙人”机制方向不偏、动力不竭。

人民主体地位的回归，则是“社区合伙人”机制的灵魂所在。郑州“社区合伙人”强调的“多元共治、协同互动、法制保障”，不再是简单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工作，而是赋予群众真正的决策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如管城区、中原区等社区设立“小院议事厅”“民情恳谈会”“楼栋长轮值制”，定期围绕公共事务开展协商讨论。再如二七区某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过程中，因楼层利益差异引发激烈争执。社区党组织及时介入，组织“社区合伙人”中的居民代表、法律顾问、设计单位召开五轮听证会，最终形成兼顾高低层利益的分摊方案，并由社区基金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过程公开透明，群众全程参与，不仅顺利推进项目落地，更增强了邻里互信。这正是“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解决”的生动体现。

科技赋能则为“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插上了智能化翅膀。面对海量信息与复杂需求，传统人工管理模式难以胜任。郑州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政府改革，推动“互联网+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全市以“1＋4＋N”（党建网＋政务网、物联网、视联网、数联网＋N个专网）建成统一的四级新型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创新“党管决策、党管治理、党管数据、党管平台”等“一委一办一平台”机制，建立“大数据中心”“新型智慧城市中心”，集成网格化管理、民生服务、应急响应、舆情监测等功能模块。每个社区配备专职网格员，配备移动终端设备，实现事件上报、任务派发、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更重要的是，平台打通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委、教育等部门数据壁垒，建立重点人群动态数据库，运用AI算法进行风险预警。例如，系统可自动识别独居老人连续多日未出门的行为异常，触发社区志愿者上门探访；也可通过对12345热线数据的语义分析，提前发现某片区物业管理投诉集中趋势，提醒“社区合伙人”团队介入协调。科技手段让治理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极大提升了响应精度与效率。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启示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兴起，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还促进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幸福生活。

从更深层次看，“社区合伙人”模式之所以能在郑州焕发活力，源于其顺应了现代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当“社区合伙人”通过项目化运作、常态化活动，重新编织起社区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共同策划节日庆典、组织亲子阅读会，还是联合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电动车安全隐患排查，每一次协作都在积累社会资本，培育共同体意识。如一位参与社区微更新项目的年轻设计师坦言：“以前我只是个租户，觉得社区好坏与我无关。现在我是‘空间美化合伙人’，看着自己设计的花坛被邻居点赞，突然有了归属感。”这种情感认同的重建，正是基层治理最宝贵的软实力。

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实质是一部中国基层治理理念与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从最初的群众路线实践，到改革开放后的综合治理模式，再到新时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其生命力正来自于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郑州的“社区合伙人”模式，正是这一经验在特大城市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它不仅继承了“矛盾不上交”的底线思维，更拓展了“风险早防范”“服务零距离”“幸福共缔造”的高线追求。如果说传统的“枫桥经验”侧重于“治已病”，那么郑州的“社区合伙人”则致力于“治未病”与“强体质”并重。

当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郑州的“社区合伙人”模式重塑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标志着治理逻辑从“管控型”向“服务型”、从“命令式”向“协商式”的根本转变。政府不再包揽一切，而是扮演平台搭建者、规则制定者、资源调配者的角色；社会组织不再是依附性的执行者，而是专业化的服务提供者；居民也不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治理参与者。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各方形成了稳定而富有弹性的治理生态。

（作者单位：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