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2010年6月11日，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苏州，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代表国家文物局宣布，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过100多位专家初评、终评，10个考古项目从全国报送的60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公布的入选榜单中，郑州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赫然排在榜首。

在对外公布的入选理由中，评委会给出了这样的介绍：“李家沟遗址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展示了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连接这两个时代的李家沟遗址，既是旧时代的告别者，也是新时代的开启者，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这个时期的人类社会遗址，它的发现宣告，以李家沟遗址为标志，中原地区人类社会发展开启历史新纪元。

不断发现的人类遗址与百思不解的困惑

距今2万年前至1万年前被称为旧、新石器的交替时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文明的种子在这一时期萌芽，磨制石器出现了，原始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出现了，人类开始告别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在现代考古工作的不断拓展下，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文明的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闪耀。

1962年，人们在江西万年发现了距今25000~8000年前的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的重要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植物种子、烧土、炭屑、动物骨骼等文化堆积。经过对取样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仙人洞的陶器制造时间确定为2万年到1.9万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器，经过对吊桶环遗址的深入研究，确定了距今约12000年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

1965年，人们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发现了距今12000~11000年前的遗址，共发现29座人类墓葬、1处石器加工点及火塘、灰坑等生活遗迹，出土打制和磨制石器、穿孔石器、骨器、角器、蚌器数百件，捏制和泥片贴筑的夹砂和泥质陶器残片上万件，人类食后遗弃的哺乳类、鸟类、鱼类、龟鳖类、腹足类和瓣鳃类动物骨骼113种。

1966年人们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发现了距今10000~9000年前的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发现多座墓葬，其中女性骨架的颈部和腕部有骨制项链和镯，此外，还发现多座火塘以及石器、陶片、骨器、蚌器和动物骨骼，火塘内堆积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动物骨骼及灰烬。有的石块和兽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仅见小型斧、锛类器，一般只是局部磨光，器身仍保留着打击疤痕，仅个别小型器物通体磨光。还有琢磨的石磨盘、磨棒。磨盘一般平面近椭圆形。磨棒剖面有近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还发现了石臼和用于研磨赤铁矿石颜料的石研磨器，以及使用过的赤铁矿石。陶器残片有60多片，多数为器物的腹部残片，器表多不光滑，表面一般为红褐色或灰褐色，因烧制火候不高，大多数颜色斑驳，质地也较松软。多数为素面，少数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人工培植的粟的存在。

1982年，人们在辽宁阜新查海发现距今10000~7000年前的人类聚落遗址，遗址内发现半地穴式房址55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房址面积达120平方米，房址方向一致，密集有序排列，直接劈凿于花岗片麻岩上 。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及炭化植物标本等文物，其中石堆塑龙全长19.7米，采用红褐色砾岩摆塑，被称为“中华第一龙”。遗址出土玉玦、匕形器等透闪石软玉器，为中国较早的玉器 ，并发现炭化粟、黍等农作物标本。

1983年，人们在广东英德牛栏洞发现了距今10000~5000年前的遗址，发现有灰烬、人类牙齿与腓骨，以及石制品1004件，其中打制石器266件、局部磨制石器9件，骨制品16件，牙、角制品各1件，蚌制品8件，陶片23片，还有一批动物骨骼和水稻硅质体与植物孢粉等。

1985年，人们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4000~8000年前的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石器、陶器残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石器均为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形器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骨器有铲和锥，蚌器穿孔。在文化层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1件尖圜底陶器的陶片。陶片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纺织印痕的纹饰。

1986年人们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经碳14测定木炭与木头样品、年代数据为距今10500~9700年前的遗址 ，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木棒与木板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和植物花粉。其中陶片有50余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纯，烧成温度低，多数有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可辨器型为罐和钵，有的陶罐底部有烟熏烧烤痕迹，有的陶片上有钻孔。石器有磨盘、磨棒等。

1992年，人们在北京怀柔转年发现了位于燕山南麓、长城北侧的白河北岸二级阶地上距今1万年前后的遗址，出土遗物18000余件，以石制品为主，以及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等。石器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少量磨制石斧、磨盘、磨棒与石容器，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从断面上可见片状贴筑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器形有筒腹罐和直腹平底盂，个别口沿外附加堆纹和乳凸装饰，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

1995年，人们在河北张家口阳原于家沟发现了距今14000~5000年前的遗址，在上、中、下各层中都出土细石器，并且均以楔形石核、细石叶为主。而在中层偏下部出土了夹砂黑褐陶陶片和夹砂黄褐陶陶片、1件大部磨光的石矛头（或称尖状器）,以及用贝壳、螺壳、鸟骨制成的装饰品。

2000年，人们在浙江浦江上山发现了距今约10000~8500年前的遗址，经四次考古发掘，出土大口盆、石磨盘等1000余件文物，陶器中普遍掺入稻壳，并发现炭化稻米遗存，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 。遗址内发现居址、墓葬、环壕等遗迹，中期出现规律房址，晚期形成环壕聚落，是东亚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重要实例 。科研团队通过植硅体分析，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证实长江下游为稻作起源的重要核心区。

横跨大江南北的这一系列发现，呈现了2万年前到1万年前中华先民由蒙昧迈向文明的蓬勃景象，但令人不解的是，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尽管拥有大量旧石器时期的遗址，也有多个古人类遗骨出土，尽管拥有距今9000~7000年前中国范围内最为强势的裴李岗文化，但涉及1万年前文明起步这一关键时期的遗址迟迟没有发现。

中原地区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然而在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这一缺环严重制约着史前学界对于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探讨，形成对该阶段文化面貌认识上的空白，是考古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真是空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思索着，坚韧寻找着。

郑州李家沟遗址 期待已久的中原发现

郑州市新密岳村镇有一个小山村名叫李家沟，村子不大，地处低山丘陵区，黄土堆积发育，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部倾斜，历史名水溱水河的支流椿板河自北向南从村庄西侧流过。

这是2004年的初冬，田野里的庄稼都已收割入仓，新种的小麦破土而出露出新绿，漫山遍野的杂草和灌木落叶凋零，将山野和大地再一次裸露在人们面前，起伏的黄土丘陵掩映着粉墙黛瓦的民居，李家沟村显得那么苍茫和静谧。

这天下午，李家沟村头来了几个人，他们钻进了村边的沟壑，在断崖上寻找着什么。这几个人是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做田野考古调查。深秋初冬，场光地净，正是田野调查、发现文化遗址的好时候，考古工作人员往往在这个时候满世界转悠。

田野调查是个辛苦活儿，风刮日晒、暑热寒冷、爬高上低不说，到了饭时常常遇不到村庄，找不到饭店。这不，今天的田野调查，就没赶上正儿八经的饭店，几个人只好在路边的一个小饭摊上简单对付一下。

用过午餐，几个人来到了李家沟村调查，走着看着，不知道是天冷饭吃得不热乎，还是饭不卫生，一个队员忽然腹疼内急，他快步拐进一个沟岔里方便起来。正当他痛快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更加痛快，面前的断崖上竟然镶嵌了一片陶片，并且，眼观还是他们过去不常见的陶片，他立马来了精神，肚子也不疼了，抠下陶片兴冲冲地找伙伴们切磋判别。

果然，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陶片，几个人反复上手后认为，从陶片的红褐颜色和粗糙的表面看，这既不是仰韶文化的陶片，也不是裴李岗文化的陶片，有可能是比它们时代更早的陶片，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几个人那叫兴奋啊，带着新发现回所里汇报去了。

经过专家们对带回陶片的反复讨论和研究，认为这个陶片时代较早，李家沟村有可能存在一个比人们熟知的裴李岗文化更早的文化时期遗址。若这一判断正确的话，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将横空出世，中原地区人类文化发展史将重新书写。

为了确保这一有可能改写中国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考古工作科学稳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一起发掘，并请著名的旧、新时器的考古大家王幼平先生作为领队。2009年，经过充分准备的李家沟村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果然，几铲下去就有了重大发现。这是一个连接旧石器与新石器两个时代的遗址，这是一个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它将中原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史由9000年推向了1万年前，填补了中国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缺少中原地区的空白。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来了，年过八旬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和众多考古大咖来了，由于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现太过重要，当年，即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在历年的考古新发现评比中也是罕见。

在“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后，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赵辉评点李家沟遗址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发现期待已久。”对李家沟遗址发现的意义给予非常高的评价：“2009年李家沟遗址发掘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层的堆积，绝对年代测定距今10300~8600年之间。对于始终缺少华北地区两个时代交替资料的学术界而言，这个发现期待已久。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的石器具有华北旧石器晚期技术和类型组合的典型特征，但同时出土较多不便携带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块，又意味着居民生活的流动性降低，开始出现新的生计内容。遗址上的新石器早期遗存是全新的发现，陶器特征很难同任何已知资料进行对比联系，石器群中仍保留着部分细石器，但和旧石器晚期相比，制作技术以及整个石器群构成都发生了变化，综合对动物遗存等资料的初步分析，也表明当时人们的生计活动内容有了明显变化。进而比较两个时期遗存内涵，一方面可以看出人们的取食活动、定居程度等方面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制作技术的变化，尤其是制陶业突然出现在当地，又意味着两期文化之间未必是单线传承，从而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话题。最后，遗址发掘区不远处还有一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地层分析，应叠置李家沟新石器早期地层之上。这便为日后田野考古寻找过渡期遗址提供了重要参考线索。综上，李家沟遗址考古堪称一项重大突破。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必将大大丰富旧、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国际性重大学术课题的认识。”

旧石器与新石器 两个时代的清晰标尺

经过2009年秋季与2010年春季为期4个多月的发掘，李家沟遗址揭露发掘面积近100平方米，发掘探方分南北两区。令考古学家十分兴奋的是，南北两个探方主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堆积，呈现了毋庸置疑的旧新石器两个时代及其过渡时代的清晰地层标尺。

北区的文化层厚约3米，从上向下共分7层。第一至三层为近代堆积；第四至六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堆积，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第七层是仅含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层。

南区的地层堆积自上向下亦可分为7层，第一层为扰土层；第二层为棕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层，含少量裴李岗陶片，此层可见于本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郑唐户遗址，即被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第三层为灰白色的沙砾层，含零星陶片，按岩性当与北区的第四层属同期堆积；第四层为棕黄色砂质黏土，未见文化遗物；第五层上部为灰黑色砂质黏土，向下渐变为棕黄色，含与北区五、六层相同的夹砂压印纹陶片；第六层的发现最为丰富，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同时亦见人工搬运的石块及粗大石制品，同时发现了局部磨光的石锛与素面夹砂陶片；第七层为次生马兰黄土层。

综合南北两区剖面层位序列，清楚可见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加速器碳14等年代测定结果，进一步提供了过渡阶段的年代数据。采自南区⑥层（细石器文化层）的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为距今10300~10500年期间（经过树轮校正，下同）。采自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10000年（第六层）、9000年（第五层）和8600年（第四层）。

李家沟遗址完整埋藏着距今8600~10500年前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在堆积下部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层，中部则发现新石器早期文化层，最上部是新石器中期文化中典型的裴李岗文化遗存。这是联结两个时代的历史性剖面，剖面所呈现的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李家沟遗址文化层 迈向新时代的创新创造

在李家沟遗址的各个文化层中，人们获得了丰富的发现，这里埋藏着中原先人1万年前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标志着中原地区的文明开始起源，标志着中原地区开始告别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为了解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旧石器晚期约10500~10300年的文化层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局部磨制的石锛和一片素面夹粗砂陶片，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残片，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说明这一时期的李家沟人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特别是陶器烧制技术的开创和掌握，尽管火候不高，但开创了生产生活的崭新篇章，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与之前的石器相比，在制作技术上有明显的进步，李家沟人已经拥有十分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可以应用船形和柱状细石器技术剥取细石叶，娴熟地加工出典型的端刮器、琢背刀、石镞、雕刻器等典型的细石器组合。这些精致石器刃口锋利、轻巧便携，是便于长途奔袭狩猎使用的工具组合。这些工具所使用的原料也多是不见于本地的优质燧石，是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这一文化层中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脊椎动物骨骼遗存，初步鉴定动物种类有食草类包括牛、马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鹿类，杂食类有猪，还有食肉类、啮齿类动物与鸟类等。按照最小个体数目来统计，牛、马与大型鹿类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比例高达半数以上。动物遗存的情况也说明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仍是李家沟遗址中细石器文化时期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

此外，在这一文化层中还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这些石块多呈扁平块状，岩性为砂岩或石英砂岩，来自遗址附近的原生岩层，其具体用途尚不十分明确，但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活动相关。这些情况并不见于时代较早、流动性更强的旧石器遗址， 而与稍晚的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比较接近，应该是过渡阶段新出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现象。

在旧石器时期细石器文化层的上面，是距今约10000~8600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层，这是中原地区首次发掘到的新石器时期的最早遗存。这一阶段的文化层明显增厚，说明遗址使用规模与稳定性远大于旧石器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阶段。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很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石块聚集区。这个堆积区由石磨盘、石砧与多块扁平石块构成，夹杂着数量较多的烧石碎块、陶片以及动物骨骼碎片等。其中，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食草类动物长骨断口，清楚显示遗迹区进行过加工动物骨骼的活动，大量烧石的存在说明这里亦具有烧火的功能，虽然尚未发现柱洞等建筑遗迹的迹象，但石块聚集区显然应与当时人类相对稳定的居住活动有关。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发现200多片陶片，比旧石器文化层多得多，说明当时人们已更多地使用陶器，并且就在发掘区原地或附近使用陶器。已发现的陶片均为夹粗砂陶，颜色有浅灰黄色、红褐色等，这批陶片器形很单一，均为直口筒形类器物，保留有早期陶器的特点。尤为突出的是绝大部分陶片的外表都有纹饰，以压印纹为主，还有类绳纹与刻划纹等。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已不是最原始制陶技术制成的特点。这一成熟制陶技术的突然出现，以及细石器技术的明显变化，显示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华南、华北北部已有的发现并不相同，而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个文化层中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亦较丰富，但与旧石器晚期的明显不同，数量较多的是中型和小型鹿类，大型食草类则仅见零星的牛类与马类骨骼碎片，另外也可见到少量的羊、猪以及食肉类的骨骼遗存。啮齿类以及鸟类的遗存则与早期没有明显区别。动物骨骼保存情况与本层文化层石器工具组合变化的情况十分吻合，大型食草类动物遗存数量锐减与精制便携的专业化狩猎工具的消失有关联。而大型的陶容器的出现，也暗示这个时期的生计方式与旧石器晚期相比发生明显变化，即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为对象的专业化狩猎转向采集植物类的食物与狩猎并重的生活方式。与旧石器时期的细石器不同，这个时期仅见个别的宽台面柱状细石核，细石器的应用明显衰落，技术特点也与早期明显不同。虽然还有少量的燧石与石英类石制品的发现，但基本不见刻意修整的精制品。砂岩或石英砂岩加工的权宜型石制品的数量则较多。这类石制品的形体多较粗大，与早期的细石器工业的精制品组合完全不同，应是适应不同生计活动的结果。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发现数量众多的人工搬运的扁平石块的存在，从发现的石磨盘残段观察，部分扁平砂岩石块应是加工这类石制品的原料或荒坯，但更多的石块还应与当时人类的居住或建筑活动有关。

在新石器文化层的上面，是9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层堆积，发现了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陶片和一些石器。

李家沟遗址重要学术意义：中原文明由此起源

李家沟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裴李岗文化发现以来，中原地区史前考古中首次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这种新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及早于裴李岗文化的地层关系，填补了旧石器与新石器之间的缺环，以不容置疑的地层关系标志了李家沟遗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创造李家沟文化的人们及其遗址由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又向其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阔步而去，其标志的人们从洞穴生活走向平原生活的历史性进程，在中国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开创性意义。

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文化特点以及早于裴李岗文化的地层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引起史前考古学界的特别关注。李家沟遗址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为寻找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性遗存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可靠参照。黑垆土层中新发现的压印纹夹砂陶器与板状无支脚的石磨盘等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原地区从裴李岗文化到旧石器晚期文化之间的空白。细石器层发现局部磨制石器与陶片，以及数量较多的人工搬运石块，为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新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层之下，发现与典型细石器共存的局部磨制石锛与陶片，这些新发现虽然数量较有限，也尚未及展开深入研究,但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依然十分清楚。总体来看，李家沟遗址多层文化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揭示了中原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李家沟遗址与其周边的这一时期前后的人类遗址构成了中原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宏阔图景。

李家沟遗址东去30公里，是著名的织机洞遗址，这是10万年前到6000年前人类居住生活的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揭了出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连续文化序列，其旧石器组合兼具中国猿人石器特征和南北文化交流特征，展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技术演变，在东亚旧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对研究东亚人类起源和旧石器文化演变具有里程碑意义。织机洞遗址是继北京周口店遗址之后，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考古的重要发现 ，织机洞内的旧石器组合，其特点都可以从中国猿人石器中找到，该组合也是已知（洞穴类型）北方主工业分布最南边、石制品最丰富的一个组合，它具有典型的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没有发现外来文化因素，对于研究东亚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李家沟遗址北去15公里是著名的老奶奶庙遗址群，这是5万年前到3万年前人类居住生活的遗址群，这个遗址群以老奶奶庙遗址为中心，周边同期遗址20多处，形成了中国人类社会最早的聚落雏形。在老奶奶庙遗址发现多个文化层连续分布，每个文化层中都有用火遗存、石制品和动物骨骼构成的居住遗迹，显示人们曾经较长时间重复生活在这个遗址，清楚反映了当时人类居址结构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特别重要的是，其中的一个生活面上共发现用火遗迹10余处，灰烬周围散布着较多的动物骨骼碎片，有些留有烧烤过的痕迹，同一个生活面上有多处篝火存在，这是旧石器时期人类遗址中的首次发现，表明人类族群生活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族群内可能开始分化为若干个家庭单元，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一步。特别是发现生活在遗址内的人们有偏好收集并带入居址内大量动物下颌骨等非功利性行为现象，证实老奶奶庙的人们人已经完成了由古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开始人类发展的崭新时期。

李家沟遗址东南去20余公里是著名的裴李岗遗址，这是9000~7000年前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址。考古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出现了，原始制造出现了，原始纺织出现了，原始建筑出现了，原始村落出现了，原始审美出现了，原始礼仪出现了，原始宗教出现了，奠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同类文化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文化，并且，对周边的陕西、湖北、安徽、山东、河北等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考古学家韩建业认为“由于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黄河流域文化才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中期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才使黄河长江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文化此后的发展有了一个颇具共性的基础”。

李家沟遗址的发现，完美填补了中原地区文明萌芽这一关键时段的历史空白，它与织机洞遗址、老奶奶庙遗址、裴李岗遗址的精彩拼图，完整展现了10万年前到7000年前中国人类社会发展的恢宏场景，书写了中国由蒙昧时代迈向文明时代的灿烂篇章，中原文化由此迈步，中原文明由此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