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
郑州市区西南的二七区侯寨乡是一片黄土丘陵，这里虽没有山的崔嵬险峻，却也有着另一番风光，连绵的塬野，起伏的阡陌，蜿蜒的沟壑，涓涓的溪水，比山间多了些柔美。塬野深处有个樱桃沟村，郁郁葱葱的樱桃树长满了村外的塬上沟壑，初春满世界的芬嫩芳香，初夏满树枝的玛瑙樱桃，景色如同仙境。樱桃沟的西边有条溪水，蜿蜒宽阔处形成一片湖泊，湖泊山坡上的樱桃树丛中，有座规模不大的老奶奶庙，建于何时不可考，供奉的神主也未写姓甚名谁，只知道是一位能让家族人丁兴旺的老奶奶。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竟在老奶奶庙旁边寻到了东亚现代人的“诞生处”。
人类诞生的传说
当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追问“我从何处来”，便开启了对自身存在的终极思索。在科学尚未揭示真相的漫长岁月里，世界各地的先民以神话为笔，书写着关于人类起源的浪漫想象。这些传说如同散落于不同文明中的星辰，形态各异，却共同映照出人类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与好奇。
“泥土造人”是人类起源传说中最普遍的母题之一。它根植于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与崇拜——土地孕育万物，人亦被视为大地之子。
中国女娲造人的故事流传最广。据《太平御览》记载，盘古开天后，天地间唯有山川草木，女娲独行于荒野，心生孤寂，遂在湖边掬起黄泥，仿照自身捏出人形，泥人落地即活，成为人类始祖。起初她亲手细捏，虽精巧却缓慢，后改用藤条蘸泥挥洒，溅落的泥点化作芸芸众生。
传说中，手捏者为贵族，泥点所化者为平民，这一细节折射出古代社会的阶级观念。女娲造人不仅解释了人类的诞生，更将女性置于生命创造的核心，体现了母系社会的生殖崇拜。
相似的情节亦见于其他文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以泥土塑人，雅典娜赋予其灵魂与智慧，《圣经》记载，上帝用尘土造亚当，又取其肋骨造夏娃。非洲希鲁克族传说中，创世神乔奥克用不同颜色的泥土造出不同人种——白土造白人，尼罗河泥造红人，黑土造黑人。这些跨文化的共通性并非偶然，而是农耕时代人类对土地滋养生命的共同认知，人从泥土中来，终将归于泥土，完成生命的循环。
如果说泥土造人体现的是物质的起源，那么神灵创世则彰显了精神与意志的力量。在这些传说中，人类是神意的产物，是神圣语言的具现。古埃及神话中，创世神努悬浮于混沌之水上，以言语创造世界。她呼唤“风”，空气即起；呼唤“尼罗河”，河水奔流；当她说出“男人与女人”，人类便遍布大地。这种“言出即成”的创世方式，赋予语言以神圣性，反映出古埃及人对智慧与表达的尊崇。
中国《淮南子》则记载了一种协作式的创世，黄帝生阴阳，上骈造耳目，桑林生臂手，众神合力拼凑出人类。这种分工造人的想象，既透露出先民对人体结构的探索，也暗含了社会分工的早期雏形。
除泥土与神灵外，许多传说将人类起源归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展现人与万物的亲缘关系。日耳曼神话中，主神奥丁与兄弟将两段树木——梣木与榆木赋予生命，创造出人类始祖阿斯克与恩布拉。树木在北欧象征生命力与智慧，这一传说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力的敬畏。藏族神话则讲述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出人类，将人类起源与动物直接关联，体现高原民族对生态的深刻观察。
台湾高山族排湾人的传说尤为浪漫，太阳产下黄绿双卵，由百步蛇孵化出男女始祖，人类由此繁衍。太阳为生命之源，蛇为孵化之媒，天地与生灵之力交融，展现海洋民族独特的宇宙观。
在一些民族的叙事中，人类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次毁灭与再造，映射出先民对生存挑战的集体记忆。白马藏族传说中，天老爷先后创造了“一寸人”“立目人”与“八尺人”，但前者软弱、中者懒惰、后者食量惊人，皆因无法适应环境而灭绝，直至最后才创造出适于生存的现代人类。这一过程宛如一场远古的“自然选择”实验，暗含对人类进化的朴素理解。
洪水后再殖人类的母题则广泛存在于全球文化中。中国汉族、苗族、瑶族等均有洪水灭世、仅存兄妹、结为夫妻、再造人类的传说。这类故事不仅解释了人类的延续，更承载着灾难与重生的主题，彰显了人类在绝境中不屈的生存意志。
人类起源传说并非虚妄之谈，而是各民族历史、环境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映射。女娲作为造物主，凸显母系社会的遗风；而《圣经》中夏娃取自亚当肋骨，则反映父系社会男性中心的观念。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造人后，宙斯为惩罚人类而造潘多拉，暗含对人性善恶的哲思。
自然环境也深刻影响传说形态，黄土高原孕育了黄土造人的想象，北欧密林催生了树木化人的神话。这些传说如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塑造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尽管现代科学已揭示人类由古猿演化而来，劳动在进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但那些古老的传说并未因此黯淡，它们以象征与诗意，延续着人类对生命本源的追问。这些故事不仅是文明的瑰宝，更是精神的根脉，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存在的思索，始终是人类文明最深沉的回响。
人类成长的印记
传说毕竟是传说，人们追索自己从何处来真相的探求从未停止。现代考古等学科的诞生为探索人类的起源开启了“芝麻之门”，人类起源的真相终于被揭开，人是由灵长类动物——古猿演化而来。随之，人类起源与演化成为探索生命本质与文明根基的核心命题。古猿怎样演变为古人类？哪类古猿演变成了古人类？古人类怎样演变为现代人？哪个地区的现代人类又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取代或融合其他古人类群体？等等，成为古人类学与考古学长期的焦点和热点议题。
考古学证实，古人类是在世界多个地点诞生的，但是，在国际学术界，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由于大自然的灾害，各地的古人类后来大都消失了，只有非洲幸存下来一支，他们约在7万至5万年前走出非洲，随后迅速迁徙至欧亚大陆， 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了所有其他古人类种群。然而，这一模型在东亚地区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在中国境内不断涌现的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遗址，显示出强烈的演化连续性与文化独立性。中国学者吴新智等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型强调，东亚现代人类是在本地直立人基础上连续演化而来，其间虽有少量外来基因流入，但主体演化路径保持稳定。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大量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支持。
中国对人类起源的科学探索是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地质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性地搜寻中国古人类存在的证据，一系列重大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对东亚人类起源的认知。大量考古遗存证实，中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拥有横跨数百万年的完整古人类演化链条。1921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拉开了中国古人类考古的序幕；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世界，直接证实了直立人阶段在中国的存在，将东亚人类历史推至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此后，中国古人类考古成果层出不穷，1964年发现的陕西“蓝田人”， 将东亚人类历史推至距今约115万到70万年前。1965年发现的云南“元谋人”，将东亚人类历史提前至距今约170万年前，成为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直立人遗存。随后，发现的生活年代距今约60万到35万年前的南京“汤山人”、生活年代距今41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等直立人遗址，构建起中国直立人演化的完整时空框架。
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遗存陆续面世，1953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12万至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1978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1984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974年发现的生存年代距今约20万至16万年前的山西“许家窑人”、2005年发现的距今年代约12.5万至10.5万年前的河南“许昌人”展现出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清晰脉络，体质特征兼具原始性与进步性，文化技术逐步优化，为现代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形成、行为模式全面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尽管中国发现了生存年代距今约4万至1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生存年代距今约4万至2万年前的河南“仙人洞人”等，均表现出与现代东亚人群相似的颅面特征。也发现了4万至1万年前年的水洞沟遗址、泥河湾遗址等文化遗存，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作为文化行为层面的佐证，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东亚现代人从何而来，仍然困惑中国学术界。
老奶奶庙的惊喜发现
时间进入2011年，郑州传来了令考古学家十分振奋的消息，在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有了重大发现，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期晚期人类生活的中心营地，揭露出极其丰富的文化行为层面遗存，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
老奶奶庙遗址地处嵩山东南麓山前冲积扇地带，东临九娘庙河，西靠低山丘陵，南望黄淮平原，北接郑州盆地。该区域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水资源丰富，植被类型多样，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中枢区位，使其成为古人类理想的长期栖居地，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考古调查显示，仅在嵩山东南麓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就已发现超过300处旧石器地点，构成一个庞大的史前聚落网络，最著名的是10万年前人类生活过的织机洞遗址。
2005年，老奶奶遗址被发现，引人注目的是，在老奶奶庙遗址附近，沿着河水上下10公里的范围内，还分布着20余处旧石器遗址，其时代也与老奶奶庙遗址相当，形成了一个遥相呼应的庞大遗址群。与老奶奶庙遗址相比，其他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遗存也较少， 可能只是临时活动的场所。从分布位置、地层堆积与文化遗存等情况来看，老奶奶庙遗址位于这个聚落网络的核心位置，应当是一处中心营地 。
老奶奶庙遗址独特的位置，引起考古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11年至2012年夏季，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48平方米，揭露深度达3米以上，共清理出4个主要文化层（3A至3D层），出土石制品3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逾12000多件、用火遗迹21处、灰烬堆积多层，以及保存完好的古人类居住面。尤为珍贵的是，遗址呈现出明显的多层叠压结构，各文化层之间过渡自然，无明显间断，表明古人类在此地进行了长期、连续的季节性或半定居式居住。
老奶奶庙遗址的地层序列清晰，自上而下可分为现代耕土层（第1层）、历史时期文化层（第2层）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层（第3、4层）。其中第3层又细分为3A至3F6个亚层，均含有丰富的文化遗物。通过对多个样本进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初步得出主要文化层的未校正年代为距今约4万年。结合光释光（OSL）测年数据，经校正后实际年代应早于距今4.5万年，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起始阶段，也是全球范围内现代人类行为广泛出现的关键时期。这一精确年代框架使得老奶奶庙遗址能够与欧洲同期的奥瑞纳文化、非洲的中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横向比较，凸显其在全球现代人演化图景中的重要地位。
老奶奶庙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共计有3000多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各类工具等。石制品的原料以灰白色石英砂岩和白色石英为主，亦有少量的石灰岩、火成岩及燧石等。在石英砂岩制品中，石片与石核的数量较多，石核多为多台面石核，均为简单剥片技术的产品，尚不见预制石核的迹象。石英原料体积较小，亦采用锤击技术或砸击技术直接剥取石片。经过仔细加工的工具多系石英原料，数量不多，形体细小，主要有边刮器、尖状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在技术传统上与时代更早的织机洞文化存在明显继承关系，而与同时期欧洲勒瓦娄哇技术或非洲石核预制技术无直接关联。这种强烈的区域连续性表明，中原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是在本地基础上独立发展而来，未受到西方技术体系的显著影响。
老奶奶庙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可鉴定种类包括野马、原始牛、梅花鹿、羚羊、野猪、鸵鸟等，反映出当时该地区为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环境。动物骨骼普遍带有切割痕、敲砸痕与烧烤痕迹，且无食肉类啃咬迹象，说明均为人类狩猎所得并在营地内进行屠宰、加工与消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动物下颌骨被完整保留并集中堆放，远超食用需求，暗示其可能具有仪式性或象征性用途。另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其中较多骨片的大小比较相近，很多骨片长度集中在10厘米上下，刚好便于手握使用，有些残片上有比较清楚的打击修理痕迹，个别还可见到明确的使用磨痕。这些迹象显示，该遗址的居民除了使用石制品外，还大量使用骨质工具。这些骨制品虽未达到欧洲同期骨角器的精细程度，但其广泛使用表明古人类已具备利用多种材料制造工具的能力，是行为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老奶奶庙遗址中发现21处用火遗迹，形式多样，包括圆形灶坑、灰烬堆、烧土块与炭屑集中区，部分灶坑周围分布有石块围砌结构，显示出一定的规划意识。多个文化层中均发现由灰烬、烧骨、石制品与动物骨骼共同构成的居住面，尤以3B与3F层最为密集，形成“文化层—活动面—用火点”三位一体的空间布局。这种复杂的居住结构表明，古人类已能有效控制火源，用于取暖、照明、防御野兽、加工食物与社交活动，反映出较高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生活稳定性。长期定居倾向的出现，是向现代人类生活方式演进的重要标志。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不仅揭示了一个距今4.5万年左右高度组织化的古人类营地，更通过一系列具有“行为现代性”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东亚现代人是否为外来迁徙者抑或本地连续进化的产物提供了决定性证据。该遗址因此被视为连接中国旧石器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关键节点，成为探讨东亚现代人形成进程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发现。
现代人形成的霞光
老奶奶庙遗址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惊人发现，向人们呈现了极其丰富的人类由古人类迈向现代人类的精彩场景。
老奶奶庙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其作为“中心营地”的存在。多个用火点围绕特定区域分布，形成功能分区明确的生活空间，可能用于炊煮、工具加工、休息与社交，也可能意味着家庭单元的雏形开始出现。这种有组织的空间利用方式，区别于早期流动性强的临时营地，显示出更强的领地意识与社会凝聚力。中心营地的出现被国际学界广泛视为现代人类行为的关键指标，意味着群体内部已有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与信息传递机制，是复杂社会结构萌芽的表现。
老奶奶庙遗址中大量非食用性骨骼（如下颌骨）的集中出现，属于典型的“非功利性行为”。这类行为无法用生存需求解释，极可能承载着某种原始信仰、祖先崇拜或群体认同功能。象征性思维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意识的重大飞跃，是语言、艺术、宗教等高级文化形式的前提。老奶奶庙遗址的这些发现，表明距今4.5万年前的中原古人类已具备抽象思维能力，迈入了“现代心智”的门槛。
老奶奶庙遗址的石器工业展现出强烈的本地演化轨迹。从原料选择到技术方法，再到工具组合，均与华北地区旧石器中晚期文化一脉相承。 这种长达数十万年的技术延续性，强烈暗示了人群的连续性存在，而非被外来群体所取代。文化传统的稳定传承，是“多地区进化说”的核心证据之一。
老奶奶庙遗址尽管骨器制作技术尚处初级阶段，但其在遗址中的广泛存在仍具重要意义。与欧洲以磨制骨针为代表的复杂骨器不同，老奶奶庙的骨器主要通过打制与局部修整而成，更接近中国更早时期的骨器传统。这说明东亚地区的骨器发展走的是独立路径，而非受西方影响的结果。骨质工具的普及，反映了古人类对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技术适应能力的提升，是现代人类生存策略多样化的重要体现。
老奶奶庙遗址正处于现代人类行为出现的关键时间节点，其多项遗存均符合国际公认的“行为现代性”标准：复杂居址、控制用火、骨器使用、象征性行为、文化传承等。这些特征的集中出现，表明距今4.5万年前的东亚已存在具备现代人类心智与社会结构的群体。该遗址因此成为判定东亚现代人形成的“金钉子”遗址，为构建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的时间表、路线图与特征谱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准点。
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实证。其石器技术的连续性、非功利性行为所体现的象征性思维、骨器使用的本土路径，均表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独立演化出“行为现代性”，而非由非洲迁入人群带来。这一结论与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关于东亚人群存在古老基因成分的发现相呼应，提示现代人类的形成过程可能是“主干连续、局部融合”的复合模式，而非简单的“完全替代”。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距今5万至3万年间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极为稀少，导致学界普遍认为该时期因末次冰期气候恶化，人类活动大幅衰退甚至局部灭绝。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其丰富的文化遗存证明，中原地区在这一关键时段不仅有人类持续生存，而且文化发展达到了新高度。该遗址与周边数十处旧石器地点共同构成一个密集的文化群，显示出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复杂化的趋势，填补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考古空白。
并非孤证的精彩跟进
就在考古人对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兴奋不已的时候，在老奶奶庙遗址周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与老奶奶庙遗址同时期的现代人文化行为遗存，强有力地支持了5万至3万年前现代人类已经在中国中原地区形成的观点。
新郑市赵庄村坐落在沃野平原，历史名河潩水河从村庄的西边自北向南缓缓流过，赵庄村村南埋藏着与老奶奶庙同时期的古人类生活遗存。遗址位于潩水河东岸的台地上，面积约一万平方米，这是一处独具特色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在这里发现遍地的打制石器，其中，石英制品数量占绝对多数，种类主要是石核、石片、断块、碎屑以及未加工的石料，还有少量经过修理的工具，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等。制作石器的原材料主要是石英石，现场遗存的绝大部分是加工石器产生的副产品，很少见到加工完成的精制品，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类在这一区域的主要活动是石器生产，这里应是一处古人类的大型石器加工场。
令人兴奋的是，人们在石器加工场的南部发现了一处非常少见的遗存，遗存与石器加工场位于同一活动面，是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是由紫红色石英砂岩摆放的石堆，上部是石堆之上摆放的古棱齿象头骨，象的头骨呈竖立状，臼齿嚼面朝南，由于长期的挤压作用已明显变形，但仍保存完整。大象头骨与紫红色石英砂岩石堆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组合，这绝非无意义之为。
这里是一片黄色的沃土，没有紫红色石英砂岩矿床，这些紫红色石英砂岩应是从外地区搬运过来的。经调查，这些紫红色石英砂岩是采自距遗址5公里以外的陉山基岩原生岩层，其搬运至此的主要功能并非加工工具，而是为了围成石头基座，在上面摆置象头。显然，这是当时人们的精心之作，是人们为了表达某种情感而举行的庄重仪式的遗存，或许为了石器加工场的开工大吉，或许为了庆祝狩猎的满载而归，或许为了表达族人祈求度过某种灾难的祈祷，或许为了祭天祭地而举办的盛大祭祀……赵庄遗址的石块堆积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祭坛，是中国最早的人类营造活动。
从距离5公里外搬运来紫红色石英砂岩堆砌石堆，到在石堆上摆放古棱齿象头骨，这些行为明显不是为了生存所需，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非功利性行为，应当是人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产物。这与老奶奶庙遗址中的人们偏爱收集动物下颌骨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人类特有的非功利性活动。非功利性行为是学界判断现代人行为的典型标志，赵庄遗址发现的非功利性行为遗存，是迄今为止首次在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距今5万到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重大发现，证实了生活在5万到3万年前的郑州人已经完成了早期智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开始人类发展的崭新时期。
赵庄遗址是沃野平原上发现的十分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有力支持了这一时期人类已经由智人完成了向现代人的转变，还揭示了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从山区来到平原生活，这是人们生存能力提高的重要标志，是迈向文明时代的重要一步。
位于嵩山东南麓丘陵地带的登封市方家沟遗址，是中原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活动的另一处关键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标本6947件，其中编号为G1的沟状遗迹，因其保存完整的原地埋藏特征和丰富的行为信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5万年前的窗口，使我们能够直观地观察古人类的生产生活场景，成为解读5万年前古人类生存智慧的核心密码。
G1平面呈中间宽、两端渐窄的不规则形态，最宽处约4.5米，长约12米，堆积物最厚达1.1米。沟内填充物为黄褐色粉砂，包含大量砾石、岩块和钙结核，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密度远超其他层位。通过对石制品的磨蚀程度分析，发现脉石英原料几乎没有风化痕迹，边缘保留清晰的打击疤痕，表明遗物未经长距离搬运。同时，动物化石的关节连接状态和破碎方式，也符合原地屠宰、食用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埋藏学背景，为还原古人类的实际行为模式提供了可靠基础。值得注意的是，G1遗迹内的遗物分布呈现明显的聚集性，共发现4处遗物密集区，显示出古人类对空间的功能性划分。其中一处为石器加工区，区内集中分布大量石核、石片和断块，显示出古人类在此进行石器制作的活动。通过对石片疤的分析，可以还原从原料选取到工具成型的完整技术链。一处为屠宰与食用区，区内出土大量动物骨骼碎片，包括象的肢骨、鹿的肩胛骨和羊的下颌骨，部分骨骼表面可见切割痕迹和敲骨吸髓留下的破碎特征。一处为工具使用区，区内发现经过长期使用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工具，边缘磨损痕迹清晰，反映出古人类在此进行的刮皮、切割等日常活动。这种空间利用方式表明，5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场地规划能力，能够根据不同活动需求对自然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这显然已呈现出现代人类的行为思维。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突破，不仅深化了对中原地区这一时期人类行为模式的认识，更为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
方家沟遗址G1遗迹的发现，与荥阳织机洞、郑州老奶奶庙、新郑赵庄等遗址共同构建了嵩山东麓晚更新世古人类活动的完整链条。从距今10万年前的织机洞人类活动遗址，到距今5万年前的G1遗迹，从4.5万年前的老奶奶庙中心营地，到4万年前赵庄大象头颅祭坛，再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新密李家沟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地区人类文化的连续演进过程。
非同凡响的意义
嵩山东南麓不仅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核心区，也是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最终孕育出夏商周三代文明。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的根系向前延伸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揭示出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深层连续性。从旧石器晚期的中心营地到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从象征性思维的萌芽到原始宗教的形成，一条清晰的文化演进脉络逐渐显现。这不仅增强了中华文明的本土性与独特性认知，也为理解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基因提供了史前基础。
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人类学界的极大关注。2012年3月，老奶奶庙遗址考古发现研讨会在郑州举行，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原组长黄景略，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李伯谦、徐光冀、赵辉、夏正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后三任所长刘庆柱、王巍、陈星灿，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田野考古部主任信立祥以及17个国内有关单位的30多位专家汇聚一堂，大咖之多，规格之高，甚为罕见。大家对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专家们认为，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里程碑式成就，它不仅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了距今4.5万年前中原人类高度组织化的生活图景，更以其鲜明的文化连续性与行为现代性特征，构建起中国境内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现代人连续演化的完整证据链，为东亚现代人类的本土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打破了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断层的片面认知，有力挑战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的绝对权威，推动国际学界重新审视现代人类起源的全球图景。老奶奶庙遗址不仅是研究东亚现代人形成的关键标志，更是连接中国史前史与文明史的重要桥梁。未来，随着更多科技手段的应用与周边遗址的系统调查，有望进一步揭示这一关键阶段人类适应环境、技术创新与社会演进的完整图景，为人类起源研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证据。
由于老奶奶庙遗址的特殊价值，在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老奶奶庙遗址不仅入选，且位居榜首。随后，老奶奶庙遗址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