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苏 瑜 李居正

2026年4月19日，郑州市第二十三届绿城读书节的现场座无虚席。当李洱走上讲台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没有急于展开演讲，而是先向听众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文学是什么？”在短暂的沉默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体育是更快更高更强，文学则是更慢更低更弱。”这一命题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也奠定了整场讲座的基调。

李洱的这次郑州之行不仅是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也是对他与郑州这座城市20年情缘的深情告白。作为《风物郑州》的序言作者，李洱坦言“郑州是我迄今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是在郑州度过的”，并把郑州称为“我的第二故乡”，说这座城市给他的记忆是“长远的”，深刻地影响了他“观察和理解世事人心的方式”。这种深厚的情感连接，使他的文学观与郑州文化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对话关系。

文学的本质：更慢、更低、更弱

李洱提出的“文学是更慢更低更弱”的命题，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洞察。这一观点与体育精神中“更快更高更强”形成鲜明对比，逐层解构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

“更慢”的维度指向文学创作的时间性特质。李洱强调，写作必须沉潜、耐心、反复推敲，不能追求速成。他以杜甫的经典化历程为例，指出杜甫在唐代名人荟萃的文坛属“末流”，至宋代方完成初步经典化，其全球经典地位的建构更是历经漫长过程。这种“慢”不是效率低下的表现，而是对生命质地和语言精度的敬畏，是文学价值在时间沉淀中显现的必然过程。李洱认为，在当下快节奏的媒体环境中，“读书也需要慢”，因为“快了之后，我们什么都记不住”。

“更低”的维度强调文学必须俯身贴近大地、扎根现实土壤。李洱解释，这不是贬义，而是指文学要“擦干大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场，而非悬浮于云端。他以《红楼梦》为例，指出这部作品“写大观园里的丫鬟、婆子、小厮，写他们被忽略的悲欢与尊严”。在李洱看来，文学的价值不在于高蹈的宏大叙事，而在于对具体生命经验的细致描摹，对“人情冷暖”的深刻体察。

“更弱”的维度体现为一种谦卑的文学姿态。李洱指出，这是主动选择不以征服者自居，而以体察者、共情者身份去关注那些易被遮蔽的微弱声音，关心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困顿与韧性。他强调“作家关心的人也是失败的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物也关心“引车卖浆之流”。这种“弱”不是软弱，而是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对多元价值的包容，是对文学人文精神的坚守。

在李洱看来，“更慢更低更弱”的文学观最终指向一种参与性的文化实践。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比喻为“一部由全体中国人共同执笔的、尚未封笔的成长小说”，每个读者都是主人公，每次思考都是续写，每项建设都是章节。这种文学观超越了个人修养的范畴，成为塑造民族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体现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和使命。

郑州第二故乡：文学观的实践场域

郑州不仅是李洱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更是他文学观的重要实践场域。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生活在郑州是一种幸运，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风俗语言能给作家多方面的滋养。我对人世间的了解，在郑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在《风物郑州》序言中，他不仅展现了自己对郑州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更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文化意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郑州形象。

李洱特别关注郑州的山水景观，认为这些景观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描述嵩山是“最早从海水中露出的陆地”，后来成为“儒道释三教荟萃之处，香客糜集之所”。这一描述将嵩山从单纯的地理景观提升为文明起源的象征，而作为嵩山所在地的郑州，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李洱将黄河描述为“中华文明的血脉”，而郑州正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李洱甚至能够从黄河的涛声中听到文化的韵律：“因为它穿越了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所以如果你侧耳细听，你就能够从黄河的涛声中听到宫商角徵羽的韵律。”这种将自然河流与文化历史相联系的意象处理，使黄河从地理景观升华为文化象征，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流淌的精神象征。

李洱对郑州水系景观有着特别的情感。他将贾鲁河、索须河比作“黄河派到郑州，深入百姓生活的使者”。在个人体验层面，他回忆道：“我在郑州任教时，常在暮春的傍晚沿贾鲁河走。”这一个人记忆的分享，不仅展现了作者与贾鲁河的情感联系，也通过“暮春的傍晚”这一时间意象，营造了温馨而富有诗意的氛围。李洱对贾鲁河的杨花有着特别的情感：“百花长恨风吹落，唯有杨花独爱风，因为它想以婀娜的舞姿飘向河面，让贾鲁河变成洁白的少女。”这一拟人化的描述，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杨花飘舞的景象，也通过“洁白的少女”这一意象，赋予了贾鲁河以纯洁和美丽的象征意义。

他高度评价《风物郑州》的作者们——郑州日报社的数十位记者，他们“用半年时间跑出了七十多篇文字”。这些记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而是深入基层、贴近生活的记录者。李洱描述他们“沐浴过嵩山的晨露，踏入过黄河的泥沙，倾听过公园老人们的闲谈”，这些生动的描述展现了记者们深入生活、贴近民众的工作态度，正是“更低”文学观的生动体现。

李洱特别赞赏记者们“等得起”的耐心，认为这是“对生活的敬畏：不急于把园子说透，而是慢慢等，等园子把故事讲给你听”。这种对时间的尊重和对过程的珍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思想和“天人合一”理念，也呼应了“更慢”的文学观。李洱描述记者们为了写园，“春天拍花开，夏天记浓荫，秋天收落叶，冬天录雪景——把四季的园子拼在一起，才是园子真正的模样”。这种对完整过程的尊重，正是“更慢”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李洱还特别关注郑州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细节。他赞赏记者们不仅记录了大型园林，“连街角的口袋公园都没放过，写拆墙透绿后，老人在园子里下棋、孩子追着泡泡跑的样子”。这些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和记录，体现了“更低”文学观——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记录被忽视的细节。李洱认为“一座城的好，就在于把历史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也把自然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城市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对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物郑州》这本书恰是李洱“更慢更低更弱”文学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城市文化实践的一个小小载体，在郑州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市井之中，李洱的文学理念得到了生动体现，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感受城市文化的新视角。

经典重释：跨文化对话的路径

李洱对经典重释与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和全球视野。在他看来，经典不是封存在玻璃柜里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河，需要不断重新解释才能获得新生。这种重释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怀旧，而是通过跨文化对话，使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李洱以杜甫的经典化历程为例，生动展示了经典生成的历时性。他指出：“杜甫在唐代名人荟萃的文坛处在‘末流’。他在中国的经典化的初步完成是在宋代”，而其世界化则是因为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等学者将其“放在人类文明坐标系中解读”。这一历史事实颠覆了人们对经典形成的固有认知——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新解读和评价的。同样，《红楼梦》在20世纪30年代前“没有人认为是一部经典作品”，直到批评家将其与《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并置比较，才确立其世界文学经典地位。然而，当前西方读者中仅约1%认可其价值，这凸显了跨文化阐释的紧迫性。

李洱认为，这种接受差异源于《红楼梦》所承载的“绝望中孕育新生”的文化密码难以直译——例如书中“无数人死亡却无一人出生”的极端绝望，实则是曹雪芹对封建秩序解构后新人出路的哲学叩问。“所以更需要我们大量地阅读，我们才能把我们传统的文化带出去。”

李洱对《红楼梦》未完成性的解读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在他看来，《红楼梦》的未完成并非因曹雪芹病困潦倒所致，而是源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困境——曹雪芹不知道宝玉以后该怎么办。这一判断基于李洱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的深刻洞察：在《红楼梦》之前，古典小说大都遵循闭环逻辑，主人公终将回归既定秩序——或科举入仕，或归隐山林，或修道成仙，本质仍是父权制与封建伦理的再生产。

李洱指出，《红楼梦》的革命性在于它首次以13~15岁少年为主角，打破此前小说皆以成人为中心的闭环结构，构成对封建秩序的根本性质疑。贾宝玉拒绝走传统道路：既不愿做贾政那样的官僚，也不愿效法西门庆经商逐利，甚至抗拒高鹗安排的“出家”结局——因为小说里一僧一道本是被曹雪芹刻意写成“最脏”的存在，若让最洁净的宝玉被最污浊者带走，等于否定全书对纯真价值的坚守。这种“写不下去”的困境，在李洱看来恰恰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它把“人该如何活着”的终极命题悬置下来，交还给每个读者。

在跨文化传播策略上，李洱主张建立双向阐释机制。他认为，重释经典必须采用可通约的阐释路径：需借镜西方批评方法（如形式分析、比较文学范式），与国际学界展开有效对话，方能使中国经典真正成为世界文学谱系中的活性存在。但这种对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解释权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工具可以借用，立场不可让渡”。例如，在解读《红楼梦》“太虚幻境”的结构张力时，可以联系《庄子》齐物思想与佛教色空观，而非简单套用弗洛伊德理论。

李洱将经典重释视为动态的“河流”而非“标本”。他以梁启超为例，说明如何通过语义重构实现文化转型：梁启超将“炎黄子孙”的家族伦理概念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又在《少年中国说》中将“少年”从生物学年龄转化为民族再生的符号，这种语言翻新实为文明转型的先导。李洱认为，当代文化传播需延续这种创造性转化，例如推动杜甫、《红楼梦》等文本的多语种译介与比较研究，同时强化基础教育中的经典语义史教学，引导青年辨析“青春”“少年”等关键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政治哲学内涵。

“同样，郑州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古都，其嵩山、黄河等文化IP的跨文化传播，也可以借鉴经典重释的思路，在守住文化解释权的前提下和国际语境对话。”李洱认为，有时我们更需要换一种眼光，对某些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让对话得以在多个维度上展开。“我相信，这样既能为本地人带来更丰厚的滋养，也能让郑州文化、河南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

等风：未完成的成长小说

李洱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比喻为“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这部小说的续写者”。这一宏大而深刻的观点，既源于他对《红楼梦》未完成性的解读，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理解。在李洱看来，从曹雪芹未竟的《红楼梦》，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再到李大钊的“青春中华”，直至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一部由全体中国人共同执笔的、尚未封笔的“成长小说”。

这种“未完成性”不是缺陷，而是可能性与希望的源泉。正如《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把“人该如何活着”的终极命题交还给每个读者一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未完成性也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参与创造的机会。在李洱的视野中，每个读者都是主人公，每次思考都是续写，每项建设都是章节。这种视角将个人与国家、文学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

李洱的“更慢更低更弱”文学观，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找到了具体的应用场景。“更慢”提醒我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耐心和定力，不急于求成；“更低”提醒我们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重视基层实践；“更弱”则提醒我们保持谦卑和开放，尊重多元声音。

在郑州这座城市的山水之间、市井之中，李洱的文学理念得到了生动体现。当“作者、读者和这座名叫郑州的大城，就会你中有它，它中有我，我中有你，幸福地融为一体”时，文学与城市、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就能实现和谐共生。这种状态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像一部永远在写作中的成长小说，充满了可能性与希望。

从嵩山到黄河，从贾鲁河到人民公园，从《风物郑州》的记者到普通市民，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这部“成长小说”的写作。正如李洱在《风物郑州》序言的结尾所说：“翻开这本书的人，有福了。”这种祝福不仅是对读者的善意，也是对参与文化创造者的肯定——他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愿意慢下来、等得起、让世界自己把故事讲完的人。

在当代文坛，李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不追求高产，不迷恋传奇，不迎合市场。他像一个沉默的匠人，用数十年的时间打磨三部长篇。从郑州到北京，从《花腔》到《应物兄》，从骑自行车逛遍小城的青年教师到两鬓斑白的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的写作之路走了30多年。这条漫长的写作之路，不仅丈量着他的人生轨迹，更沉淀着他对文学与世界的深刻思考。

离开前，李洱在郑州图书馆的留言册上写下“应物无方”四个字。“虚己应物”四个字，既是他长篇小说《应物兄》的题眼，也是他全部创作生涯中最核心的文学观念。这个词源头在《庄子》——庄子说“虚己以游世”，是教人放下自我、不与世争。而“应物”二字，则指向与世间万事万物的交接与顺应。“世界永远在变，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尽量准确地呈现你所感受到的现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块石头——不张扬，不修饰，安静地立在汉语的河床上，等待着下一次风从嵩山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