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文化，距今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同样受到了仰韶文化的深刻影响。当视线望向东北，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中有怎样的地位？又在哪些层面被仰韶文化所影响？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徐昭峰在此次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上给出了他的见解。
从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与考古发现的具体内容出发，徐昭峰分三个层面，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红山文化。第一，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古国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第二，红山文化是我国礼制文明的源头，以坛、冢、庙和玉礼器为代表，最终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制度。“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文明起源的代表。”徐昭峰说，按照李伯谦先生的理论，北方地区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神权社会，中原地区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社会，长江流域是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为主、王权为辅的模式。“在这三种社会模式中，红山文化恰好代表了北方地区的神权模式。”
“在早期的认识中，考古学家曾认为红山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后续文化，但我们现在来看，红山文化有自己的形成路径。”徐昭峰表示，红山文化在彩陶技术、陶器传播、陶器纹饰等方面受到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圆角钺和石雕兽首，应是一套组合，这类圆角钺可能来自长江流域，而相似的石雕兽首曾在河南洛阳的苏羊遗址出现，证明应当也是受到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徐昭峰说道。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