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时代”作为用于描述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概念，是介于部落社会和成熟王朝国家之间的历史阶段，大型中心聚落、社会明显分层、高等级礼器与祭祀遗址的发现，都是作为其发现的重要标志。
在此次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学术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提出，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其实在距今6000年到5800年，我国进入了“古国时代”。
“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说‘古国时代’出现最关键的要素是‘城墙’，但其实仰韶文化出现最主要的是‘城壕’。”袁广阔表示，从清静沟遗址的四重环壕，到双槐树遗址的三重环壕。古国都邑的中心城池规模宏大，周边次级聚落的面积则逐级递减。但此时少数环壕聚落出现城墙，如清净沟遗址。
“这一现象在郑洛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十分常见。”袁广阔表示，重壕、深壕及中心区域出现大型夯土基址，是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进入“古国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清净沟遗址证明早在仰韶中期开始，嵩山地区就进入了“古国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部落一同发展的还有社会制度的变迁。以邓州八里岗、郑州双槐树出土的人骨DNA分析等多学科研究证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通过举例父系社会家庭以及私有制的出现，袁广阔从文明化进程的角度讲述了社会制度变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玉器、看大墓，是考古的一方面；研究理念和制度的领先，也同样重要。”袁广阔说道。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