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紫鑫
徐洪军《田中禾年谱》以详尽的作家资料见长，是继《田中禾研究》后对田中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作家年谱为研究者提供了具有概括性的、较为全面完整的信息。年谱作为个人历史的记录，材料的择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编写者的倾向，或都无法通向绝对的客观公允。徐洪军在择选作家生平资料时兼顾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个人生活三部分，在社会历史中呈现田中禾的生命历程，在勾勒勤勉阅读创作、积极参与文学活动的作家形象的同时，亦记录了作家心境的变幻与真挚的个人情感，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有情”的作家形象。在梳理田中禾文艺创作脉络之外，“年谱”也回到文学现场，再现了作家之间的互动，将田中禾置于整个文学生产、文学制度中进行考察，塑造了全面而生动的作家形象，推动了作家经典化的实现。
在材料的选择与使用上，徐洪军以田中禾本人的日记为中心，在个人发展中亦补充了彼时社会历史的变迁，在年谱中实现了个人史与家国史的变奏。作为跨时代的作家，田中禾在幼年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动荡，在青少年时期见证了文学制度、政治政策的调整，壮年时历经政治风波，将近中年后又成功回归文坛。纵观田中禾的生命经历与创作历程，正是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传奇经历丰富了其创作内容，面对人事烦扰，历经风波的田中禾也能淡然处之，其文风温情而又充满诗意。徐洪军所作年谱巧妙地将个人记忆与社会背景相结合，在年谱中呈现出个人于历史中的浮沉。
《田中禾年谱》聚焦个人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在记录作家生命历程、文学创作的同时，通过县志、政策文件反映了当年所发生的社会重大事件，呈现出更为宏阔的年谱创作思路。徐洪军特意提及了1958年唐河的大炼钢铁，《仙丹花》的创作也与当时社会中满溢的“革命豪情”紧密相连。1981年，经济逐渐恢复，田中禾也一扫阴霾，如年谱所记，此时唐河县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进入唐河县文化馆工作的田中禾以此社会现实背景书写了小说《五月》。在大多数年谱中，社会背景往往作为作家的个人生活背景补充出现，以小见大的方式固然可窥见个人在社会浪潮中的精神状态，但如年谱中将社会背景具体展现，更有作家与社会历史互动融合之感。
年谱不仅是以纪年的形式记录作家的创作年谱、生平简历，更是对作家形象的塑造。徐洪军巧妙地利用了作家本人的日记，在撰写文学年谱、把握其生平经历的同时，也书写了田中禾在面对重要事件、生命转折时的精神状态与创作心境。年谱将作家日记融入其中，广阔的社会生活、多元的私人生活与细腻的内心活动交融在一起，呈现了真实、多面且有情的田中禾形象。
《田中禾年谱》择选了一些“琐事”，例如田中禾看电影、看电视剧、阅读小说的日常生活。通过追溯作家本人的阅读史、了解作家的阅读感受，能探究前辈作家作品与作家本人作品的呼应之处，也可借作家对他人作品的评价窥见其创作倾向。例如，年谱详细记载了田中禾对袁水拍、郭小川等中国新诗人诗歌以及印度诗人的阅读，在两种不同诗风的影响下，《仙丹花》也形成了温情与激情融合、日常与革命并置的特质。
年谱塑造的不仅是一位对文学创作有着执着追求、对中国文坛有着高期待的老作家，同时也通过记录其日常琐事呈现了情感细腻、包容多元文化、对艺术有着独特品位的作家形象。韩剧《大长今》播出时，田中禾初看认为“胡编乱扯、漏洞百出”，而此后几天却为此上瘾，觉得“反对韩剧，其论调很可笑”。徐洪军择选了真实而有趣的生活化材料，将仿佛距离读者生活很远的作家放在现实场景中具体讨论，建构了真实多面的作家形象。
在年谱中，除了追寻田中禾的文学创作外，徐洪军也记录了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且在文学活动中以注释的形式介绍了相关的河南作家与河南批评家。年谱所书写的文学活动不仅呈现了一个更饱满的作家形象，也能借作家之间、作家与批评家的互动呈现出文学的时代变幻，繁多的文学活动还原了当时的文学场景，以田中禾为中心，再现了1986年后的文坛特别是河南文坛的盛况，而作为在河南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老作家，田中禾的文学活动甚至可以说是1976年以来河南文学的缩影。作家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不仅取决于其内在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质，还受到外部因素如批评家的阐释、文学奖项、选刊文摘、文学史书写等的影响。作为持续创作的跨时代作家，田中禾创作颇丰，但对其研究却不成体系甚至仅局限在河南省内部，早在《田中禾研究》的编后记中，徐洪军便表达了对如此错位的疑惑与遗憾。
年谱系统展现了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过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作家与创作、个人与历史的桥梁，年谱中所记载的作家生命历程也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创作主题。《田中禾年谱》内容完备、条理清晰，而其间穿插的对作品、事迹的评论也客观得当，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