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 飞
阅历代之辞赋，当在酒后。饮酒过，头昏昏，则颇有酒胆。自古之文人，如沧海之浪，随船而颠簸。似蓝天之云，扶风而惬意。文人之书，志在于时，重在于义，而终陷于情。文，诗以言志，歌以抒情，而辞赋兼而有之，此之谓赋之壮也。
辞，楚辞。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之流，开山之鼻祖，辞赋之先驱。屈原重在情，宋玉侧于理。读屈体，浓郁之感、悲愤之声，不绝于耳，浩浩万千。《离骚》，人生之抑郁，岁月之沧桑，对天地之呐喊，对时运之悲叹。辞中常控诉，赋里多愤懑。阅宋玉，命运之叹，人生之难。《风赋》，借风而喻阶层，借风而说故事。风多不同，受风者各异。大王之风，庶民之风，看似同风，实则万里。风行于庙堂，风吹于江湖，地方不同，差异百千。《神女赋》，写秀色之美妙，抒愉悦之性情。君王之爱，爱在神女。神女之爱，爱有别恨。屈宋二体，异彩纷呈，殊途同归。
秦汉之赋，重在华美。华而不实，莲之虚空。极尽语言之浩荡，穷极文辞之璀璨。此为当时之主流。司马相如、扬雄、枚乘、东方朔、贾谊、班固、张衡等，一代之文星，汉朝之风流。司马相如，蜀之英杰，国之文士。《长门赋》开创辞文之境界，赋予宫文之格调。皇妃之情，阿娇之爱。尽在文中，散发四野。一文抵万金，长安而传阅。《上林赋》，赋之山松也。天子上林，宏大丰富。水势雄浑，林草丰美。猎余之乐，终不得久。然天子悔过，文韵之重器。枚乘《七发》，赋借七体。妙言说道，讽喻过盛。东方朔《答客难》，怀才不遇，诙谐自娱。圣人常远，聊以自慰。刘彻《秋风辞》，文辞精美，用语轻柔。虽不及《大风歌》之雄浑，但文势流畅，可润人心。王璨《登楼赋》，登楼而观景，应秋而明志。高楼不在高，其高为志不达也。楼不在云层，而在云之故乡。去国怀才，才之不遇，感慨而歌。班固《两都赋》，一时风行天下，开创城市写赋之先驱。张衡《西京赋》，后来居上，树立古城文辞之典范。汉之辞赋，众人争风。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唯扬雄更全面，更深沉，不仅有赋，还有《法言》，是为大家。
魏晋南北朝，写赋者众矣。鲍照、庾信、阮籍、嵇康、向秀、祢衡、江淹等，偶有涉猎，赋质而不等矣。陶渊明之流，差可比拟。曹植一人，可抵天下才华八斗。祢衡《鹦鹉赋》，文写鹦鹉，实则写人。跌宕之命运，恰鹦鹉之悲鸣。嵇康《琴赋》，看似写琴，琴外有声。生逢乱世，明哲保身。阮籍《猕猴赋》，赋在猕猴，猴在林中。拟人而生动，有《庄子》之神韵。向秀《思旧赋》，旷野萧条，旧居空庐。朝代更迭，国运不济。对好友之怀念，对现实之控诉。江淹《恨赋》，恨在于时。《别赋》之别，别在于运。时运不同，恨之不同。人之不同，别之不同。江郎并非才尽，而在于时之不同矣。
唐宋，诗歌为主，但辞赋俱佳。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顾况、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李商隐、杜牧、欧阳修、苏轼、秦观、范仲淹、范成大、杨万里等，写赋之高手，辞章之绝唱。《秋声赋》《赤壁赋》等，赋之高洁也。《阿房宫赋》《云中古城赋》等，赋之大厦也。《剑阁赋》《登长城赋》，赋之伟壮也。《雕赋》《茶赋》《桃花赋》《荔枝赋》，赋之闲云也。《山阳城赋》《华山赋》《项王亭赋》，赋之壮怀也。《囚山赋》《晚晴赋》《送穷文》《寒松赋》《南征赋》，赋之抒情也。
元明清，写赋者多矣。杨慎、黄宗羲、沈德潜、袁牧等，辞赋之余韵，强弩之末，但尤具生活之趣。杨慎《蚊赋》，以蚊之描写，写时代之尘埃。袁牧《秋兰赋》，兰之高洁，花之情操。不同流俗，清高致远。蒲松龄《屋漏赋》，虽是屋漏，实则讽刺。大才而不遇，时代之弊端。科举之遥遥，文秀是汤汤。黄宗羲《海市赋》，海市蜃楼，异彩纷呈。铺陈想象，皆为虚幻。王夫之《霜赋》，君子之品洁，不惧风寒。沧海横流，真古丈夫。明清之赋，虽如繁星，但终不及汉唐之高雄，更别提两宋之阔宏。赋之轻巧，文之渺小，遂被雪芹等人所替，于是赋始之走下流也。
中国辞赋，传承千年。璀璨至今，光照于世。古人言，登高而赋，可以做大夫，一行而抵万字。嗟夫，中国文章之皇冠，当为赋也，非一般人可作焉。权当酒后所言，可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