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国梁
天还没大亮，父亲就拉着我在老家大院里浆粉条。几口大陶瓦缸，十来个大铁桶，一个钢筋铁漏子，两三张面粉袋子规整地摆在院子里，塑料水管汩汩通往一口大蓝色灌溉桶内。一切准备妥当，父亲就指挥着我开关水龙头。我有点不乐意，20岁的大学生有的是力气，怎会委屈自己去作一个掌“天河”的将军？难得回一趟家，难得有机会浆粉条，难得起了个大早，却只能干这点弼马瘟的差事！
农村的粉条子一般是自家做的，干净，便宜。原料则是头天刚从地头刨出来的红薯块，各家装入化肥袋，堆上三轮车，再拉到固定的地方由人家帮忙磨成粉。黄的、白的、带皮的、成块的都不打紧，磨成红薯粉后不是直接拉到粉条厂做成粉条，而是由各家拉走打成干粉。这可是份力气活儿，没膀子健肉到底是整不来。
磨好的红薯粉装在一个个大铁桶内，七八十斤一桶，由两个青年汉子抬上车，到各家后倒入大陶缸中打磨。到了我家，便是我和父亲一起抬。他走得很慢，身子很低，我须放慢脚步，弯下腰配合他。
父亲往盛得半满的陶缸中放水，赤着臂绕圆搅拌三圈，再拿水瓢起出四到五瓢倒在一方面粉袋中。底下依次是大铁漏子与另一口陶缸，面粉袋四周用一通底木盆框出，使水不至于流向别处。面粉袋子口小，漏出来的干粉更加细腻，但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气力。
他穿一件老旧灰薄上衣，打着赤膊，脚下踩一双老式橡胶鞋，初夏的阳光照在他满是泥点子的裤腿上，脸部松垮的褶子随着挤压红薯粉袋子而聚在下巴处，好像一个刚学汉字的小孩写的一个紧巴巴的“三”。
“第几回了？”父亲展开压在下巴上的褶子瞅向我。
“再压一次。”我被他盯得心虚，总觉得手上得干点什么才好。
从缸中舀出的红薯粉大致要按压三次，第一次从缸内舀出直接按压，这个过程漏出的粉最多，成色最好，后两次展开面粉袋子加水按压直至将那一包红薯粉挤得发白为止。渣子则堆放在一旁，无甚大用。
一桶红薯粉大概可以漏一缸红薯浆，陶瓦缸子盛满后父亲便唤我用脸盆舀到一旁的大蓝色灌溉桶内。
从五点多一直到午饭做好，父亲不曾停下歇一口气，弯腰，压红薯粉，再弯腰，再按压。正如他当年挥着镰刀一下一下抢收着麦子，也正如他一砖一瓦砌出这三层小家。他的身子佝偻着，肩膀宽宽的，眼神坚定着。我也从不会因为他是个农村人就觉得在学校里边抬不起头，因为我曾在那宽宽的肩膀上看过棉花开两次花，夏蝉从土里爬出再蜕壳鸣叫，我为这份田园生活而自豪。
许是应了父亲的话吧，我这双手天生就不是干农活的料，也只能简单地坐在一旁记录着树叶逐渐泛黄，霜雪爬上老房。
而我的父亲，他有着红薯般的隐忍，在农村的大地上忙碌了50年，拼尽全力地散发着他那粗而宽广的支脉，为我的生活打通障碍。他该像红薯粉从咖啡色淀出雪白干粉般积累了许多散文诗，可是他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脊梁。
大抵以后很难再见到父亲打红薯粉了，我也很难再吃到自家浆的红薯粉条了。
蒲公英飘飞后应该也会想念生它养它的那片土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