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伟红
1945年，重阳节的露水凝结在老屋的枣树叶尖时，母亲裹着蓝印花布襁褓降生了。溱水河畔曲的土坯房里飘着硝烟味，那年豫中平原的秋收被战火搅得七零八落。外祖父把新生的婴孩抱到院角的老枣树下，将嚼碎的枣花蜜抹在她唇间——这是中原农人给孩子的第一口甜。
这株明末栽下的枣树，虬结的枝干上布满弹孔般的疤痕。母亲7岁那年，树皮突然渗出琥珀色的汁液，村里老人说是古树在泣血。可就在这年寒露，瘦小的母亲已经能踩着板凳，用豁口的镰刀割下高处的枣子。她总把最饱满的果实留给卧病的外祖母，自己啃食虫蛀的残果，连枣核都要在石臼里捣碎熬粥。
1959年霜降前夜，14岁的母亲在公社粮仓后墙抠枣核充饥。看仓人的马灯晃过来时，她左肩胛撞在青砖棱角上，旧疤裂开渗出的血珠，在月光里凝成一朵暗红的枣花。这个秘密的印记，后来成为我们家族的精神图腾。
1969年谷雨时节，母亲挎着蓝印花布包袱迈进我们家门。褪色的红盖头下，三间漏雨的瓦房让她瞳孔微缩，陪嫁的木纺车却稳稳落在堂屋最向阳的角落。那年深秋因父亲忙于公务，怀孕7个月的母亲独自抢收生产队的红薯，在寒露凝霜的清晨，她跪在地里刨食的身影，让晨雾都染上了血色。
土地承包到户那年，母亲攥着承包合同的手指节发白，却在立夏当夜把镰刀磨得雪亮。母亲挥着镰刀在麦田里站成雕像，露水打湿的裤管裹着小腿，像套着副青铜护甲。我们跟在后面捡麦穗，看她弯腰时脊椎骨顶起粗布衫，排列成丘陵的等高线。麦浪在她的汗水中翻滚生长，仿佛被她坚韧的意志所唤醒。当联产承包的红榜贴在村口，我们家超额完成的300斤公粮定额后，赫然缀着母亲的名字。
老屋西墙永远留着煤油灯熏黑的剪影。母亲白天挣完工分，夜里纺车的嗡嗡声总与布谷鸟的夜啼交织。我至今记得她拆了陪嫁的缎面被，在1983年除夕给我们改做的新袄——那抹残红在雪地里跳跃，像团不肯熄灭的火。
腊月的五更天，当我们的衣服在床头冻成冰坨，母亲早已踩着露趾的布袜出门搂柴。有年冬至，她背回的杨叶堆里混着冰碴，手指被冻得紫胀发亮。我们醒来时，灶台上铁锅里的洗脸水正咕嘟冒泡，烤热的棉袄散发着柴火香。这些细微处的暖意，是母亲用体温焐热的人间。
“做人要像老枣树，经旱涝，结甜果”，这是母亲用半生写就的箴言。10岁那年我偷摘邻家青杏，她攥着荆条的手悬在空中半晌，最终拉着我给人家补栽了10棵杏苗。“力气使了还会长，脸面丢了补不上”，这些朴素的道理，如今都成了我们血脉里的年轮。
我们成家后，她总倚着门框，把新鲜的米面塞满行囊。“路上慢些”的叮咛散在风里，却从不说句挽留。那年白露我去探望母亲，见她正踩着织布机给未出世的孙辈纳百家被。褪色的枣木梭子穿梭往复，织进布纹的，分明是几十载春秋沉淀的柔韧。
重症监护室门前的匆匆一面，母亲的眼里储满了泪水，干枯的手突然抓住我，像当年教我握锄把那样用力。监护仪的绿光在她脸上游移，我数清了她鬓角最后7根白发。当那只手终究缓缓松开，我的掌心永远留下了个枣核大小的空洞。
今晨路过老宅，母亲手植的枣树又抽新枝。树皮上经年的裂痕，多像她笑起来时的皱纹。风过时，我听见树叶沙沙作响——那是母亲在教土地念诗，用春耕的犁痕写长短句，让金黄的麦浪押着岁月的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