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诚龙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这是苏轼给王安石写的盖棺论。王公过世，朝廷追赠王公为太傅，苏轼接了撰稿任务，一口气写了这篇大作。也不知朝廷何以要苏轼来写这篇公文，是看上了苏轼卓异文笔，还是想到了苏轼与王公那些恩恩怨怨？王公虽逝，朝廷里恨王公者有一大批人，苏轼是旧党，曾因反对王公变法，被王公划拉一笔逐出京城，恰是算账时候到了，这笔账也该算一算了嘛。
苏轼把王公夸到天上去，跟奉命作文有关，朝廷追赠王公名誉，可见朝廷态度；其二，古时有一种品人道德，人死为大，不太会因带私恨而恶语相加，趁亡人嘴巴被黄土塞了，无能反驳，乱给亡人加恶语，这不算本事，后来人以之为本事，为文胆，那是后来人的事，古仁人不为。
如果特地让政敌来撰盖棺文章，一、颂词可以大词降为中词，降一下调门。二、使出春秋笔法，夹枪带棒，也是可以的。苏轼给王公做评，全是大词、重词、高词，字里行间见不到一丝讥评。有人因此骂苏轼，给官人无限歌颂，那是奴才，人才不做，只做奴才，苏轼也不过尔尔。真不知如何来看后人心地，是清明还是黑暗？王公都已过世了，苏轼谀他有何用？
苏轼心中有杆秤。别以为苏轼只会歌德，苏轼作人物论，不合价值观的，他是手下不留情，笔下不客气，骂他一个狗血淋头。元祐元年，变法干将吕惠卿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朝廷文秘班子人多，朝廷并没指定苏轼来写，苏轼却说：这个我来。顺便说一下，苏轼在京都当秘书不到四年，共写外制214篇，内制411篇，合是625篇，这是不完全统计，有些公文可能没保存，一年写一百五六十篇，差不多是两三天一篇，当秘书之累，可见一斑。
秘书文章几乎都是“奉旨填词”，没人主动来挑担，给人称颂歌的还好，骂人之类得罪人，更没人毛遂自荐，苏轼却说我来，挥笔写了名篇《吕惠卿责授建安军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字公书》，开笔开骂：“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指着吕氏鼻子，骂他是凶人，凶人两字比小人要重得多，比奸臣都重，苏轼给其定罪是“滔天之罪”。苏轼意犹未尽，继续开骂：“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谗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
苏轼此文一出，吕氏恨得牙齿咯咯响，气得身体筛糠，比杀父之仇更仇，比夺妻之恨更恨，比挖祖坟更挖他心窝子。若说苏轼评王安石，骂他，王公起不来辩，颂他，王公起不来谢，吕惠卿不一样，他是活人，宋朝贬谪有些耍小孩子把戏的，胡汉三夹着尾巴逃跑了，胡汉三带着棍棒又回来了，那是常事。苏轼是知道这一点的，苏轼运笔却不考虑这一点，可见苏轼对吕氏确实恶心到心底去了。后来，苏轼遭贬，朝廷在论苏轼该贬何处时，仁人君子一致意见是，不能把苏轼贬到吕氏那里去，不然，指定会闹出人命案来。
苏轼颂王公，颂到九重天上去了，苏轼骂吕氏，骂到十八层地狱来，苏轼颂骂，秉持的是何般价值观？若论政见，王公与吕氏，都是变法派，王公是变法主角，贬义一下，他是变乱祖宗成法的主犯，吕氏只是小萝卜头，不过是从犯，苏轼政见与王公是不同的，不仅苏轼，苏轼之爹苏老泉，对王安石恶感很强，国恨家仇，苏轼对王公应该没有太多好感的。他给王公写人物论，一，可以推脱不写；二，要写也可以塞点私货，泄一下私愤。苏轼却全无个人成见，抛却个人恩怨，甚而把政治立场掷出笔外，心头笔头，全都是热情赞歌。
苏轼如此论王安石，原因只有一个，他觉得王公是君子，王公贬谪苏轼那会儿，没有夹杂私仇，只是公心，苏轼反对变法嘛，要把变法进行下去，政治家大都要搬开绊脚石；苏轼感受到王公高人品，是在乌台诗案后，朝廷欲杀他，已经到南京闲居的王安石说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句话救了苏轼卿卿性命。
贬苏轼的，是王公，救苏轼的，是王公，王公对苏轼有恩有怨，苏轼论王公也当有褒有贬吧。苏轼论王公有褒无贬，源自苏轼心里有杆君子秤：王公政见虽然极端，王公人品绝然端正。反观吕氏，这厮公认是小人，谗事宰辅，同升庙堂；细察皇上对王公有不满，背后向恩人射击暗箭，告发王公曾给他私信，中有句杀伤力大的是“无使上知”。他心中政见全是见风使舵，他个人人品全是精致利己，苏轼觉得，政见不是问题，人品才是大问题。人品好，不管政见如何，苏轼颂之；人品差，不管政见怎样，苏轼骂之。
论人物从人伦出，褒贬人物出自人物人品好坏，是古人评人论世的大道统，做人讲伦理，政敌也佩服的；做人无伦理，政友也未必是瞧得起的。他人论，尤其是君子做论，那是人最后的形象，这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先要把“人”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