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凤舞
地方志可谓“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嘉靖郑州志》作为现存最早的郑州地方志，全面记录了嘉靖时期郑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也为研究明代地方教育提供了重要史料。
《嘉靖郑州志》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即1552年，由时任郑州知州徐恕主持纂修。全书共有六卷，分为舆地、建设、田赋、职官、人物、杂志等门类。其中，卷一“舆地志”中风俗记，卷二“建设志”所载州学条目，卷四“职官志”中学官的描述，卷五“人物志”，卷六“杂志”中的艺文部分，为研究明代郑州的地方教育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嘉靖郑州志》卷二“建设志”里，庙学有专门条目。地方建置中，县学与文庙两者常合并设置，形成“左学右庙”的布局，多称州学，以下以州学称呼。郑州州学在地方教育体系中长期存在，并不断得到维护修葺。
州学规模较大，元代初期就已占地37公顷，由前院、中院、后院组成。州学的功能不仅局限于教师传教、学生受业，更是礼仪中心。上至修葺州学，下至建亭架桥、改善环境，知州亲自督修的记载被特意强调，作为考核臧否的重要政绩，也说明地方官将其视为政绩与教化的重要内容。
社学的建置可追溯至元代，明初继续沿置。洪武年间，明太祖下诏在各州县广建社学，意在使平民子弟得以入学，接受基本的读书与礼仪教育，“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此后，永乐、宣德时期又多次下令修葺社学，社学逐渐成为地方基层教育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州学承担启蒙、训诲与礼仪职能，却不能独立承担选拔任务。郑州虽设州学，但并未设置贡院。地方士子如果想要入仕，需赴上一级贡院即开封府贡院参加科举考试。
可以看出，郑州州学制度的延续，反映出教育在地方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贡院虽然不在郑州，但郑州士子通过州学启蒙，再赴贡院应试的路径，揭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选官制度之间的联系。
《嘉靖郑州志》卷四“职官志”下、儒学条目中，以数页笔墨记录了学官姓名及其籍贯、出身、任职时间。学官主要包括学正与训导两类，是州学制度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
明王朝提供了三种常规的出身方式：进士科目出身（或曰“考选出身”）、监生历事出身与吏员役满出身。文官的仕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选择的出身方式。 学正与训导的身份差异，正好印证了这一制度逻辑：举人多居学正之位，身份尊显；监生则大规模充任训导，属于教育官僚体系的下层。
这种分层结构 ，不仅说明明代教育体系作为文官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体现出和文官制度体系相似的等级秩序，也体现国家通过“以功名定官职”的原则，将教育与科举紧密结合。通过举人出身的学正与监生出身的训导，郑州的州学得以在等级分明的官僚体系下正常运行。这不仅是国家礼制与教育政策在地方的落实，也揭示了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紧密联系。
《嘉靖郑州志》在“人物志”与“选举志”部分，保存了郑州地区自洪武以来的进士、贡士等科举中试者名录。总体而言，郑州士人虽在明代科举中频有中第，但随国家政权和社会阶级结构的逐渐稳定，其仕途层级随时间推移，形成先逐渐下降、后渐趋稳定的趋势。
这种随时间推移的职位递降趋势，既反映了国家对贡士的利用方式变化，也揭示了科举制度本身的局限。其变化过程正是明代官僚体制吸纳与限制士人群体的缩影。
一言以蔽之，《嘉靖郑州志》所记载的教育成就与科举晋升，不仅是对个体人物仕途的回顾，更揭示了明代教育制度与国家选才用人机制在地方的运行逻辑：它既为士人提供了晋升的舞台，又通过等级化的分配限制了大多数人的仕途空间。郑州士人的经历，正是这一制度张力的地方性呈现。
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嘉靖时期郑州教育呈现三点特征：一是州学主导，社学为辅；二是学官分层，功名决定地位；三是科举晋升趋于递降，士人上升渠道受限。这既反映出国家在地方维系礼治和官僚秩序的手段，也揭示了地方士人群体在科举体制下的困境。研究表明，明代河南府州县学覆盖率达到100％，设学率极高，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相当。而书院数量却少于江南地区，且设有书院的县仅占河南全域58.4％，集中在开封、汝州。 这或许体现中原地区对官方教育机构依赖度高、民间教育范围相对局限、教育功能更偏传统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