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宗祧
杜甫的一生，30岁前，是潇洒无拘的公子哥；但到了后半生，就成了漂泊异乡、穷困潦倒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杜甫后半生是怎么挺过来的？
谁都知道，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梁启超更称他为情圣。除此之外，我更要送他一个称呼“友圣”。历史上，把朋友角色进行到极致的人颇有一些，例如管仲、鲍叔牙的管鲍之交，廉颇、蔺相如的刎颈之交等。但相比之下，他们的“格局”还是小了一些，不像杜甫那样，和谁都能成为朋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杜甫不仅有“大爱”，更有“博爱”，上至宰相，下至平民，凡是走近他、接触他的人，都能自觉不自觉地和他亲如兄弟。他的朋友不说遍天下，起码他视天下人皆朋友。很难想象，他的人品好到什么程度，他的人格魅力有多迷人！杜甫一生所扮演的各种人生角色都几近完美。对于国家来说，他是好臣民；对于父母来说，他是好儿子；对于儿女来说，他是好父亲；对于妻子来说，他是好丈夫；对于兄弟姊妹来说，他是好兄长；对于朋友来说，他更是能托付身家性命的知己。如果套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杜甫就是“中央空调”。他的一生帮助了很多人，而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而这才是他在最穷困的日子里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原因。
不妨先从李白、高适说起。
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在白帝城到江陵的轻舟上，李白心不在焉地看着江岸飞逝的景色，那个曾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天才心中五味杂陈，感叹他晚年的命运如此不堪。
公元744年，李白与高适、杜甫同游梁宋，关系很铁，被誉为梁园三剑客。然而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加入了永王李璘幕府，高适则任淮南节度使，负责平定永王叛乱。永王兵败后，李白因“附逆”入狱，面临死罪。李白自然想到了大权在握的好友高适，写诗向他求救，但高适的反应是没有反应。与此相反，逃难到秦州的杜甫得知李白的消息后，竟心急火燎，立即写下一首《不见》，表达自己的同情。
李白的脑子像电脑检索一般把昔日的“好友”一一滤过，耳畔响起的是他们众口一词的“狂徒”“逆臣”唾骂，可是，唯有杜甫……李白眼含热泪，用几乎颤抖的声音低诵“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到此，他才算把朋友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是啊，杜甫就是那个你有事了，会第一个为你流泪并着急的人。
如果因此就说高适是薄情之人，那也不够客观。不妨看看他与杜甫的友谊。安史之乱也成为高、杜二人命运的分野：乾元二年五月，高适仕途腾达，任彭州刺史。年底，杜甫漂泊到成都，举目无亲。当高适知道杜甫的情况后，立即写诗慰问，还积极协助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起草堂，使其暂得栖身。但生活并不仅仅是有个窝那么简单。要命的是，就会舞文弄墨的杜甫，你要让他种田，大概率能把全家人都饿死！生活拮据的他万般无奈，只好写诗求助高适：“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二话不说，立即送来米面。之后，更是多次亲临草堂看望，嘘寒问暖。但是，当你把一家人的生活负担都压在一个朋友身上时，搁谁都受不了。更何况当时高适已年过六旬，还要不停地东征西讨，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761年正月初七，高适写下《人日寄杜二拾遗》，以“遥怜故人思故乡”开篇，情感真挚，但杜甫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回复。直至770年，杜甫得到了高适数年前已逝的消息，才老泪纵横，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这封迟到十年的回信，最终成为两人友情的历史见证。
继说严武。高适前脚走，严武后脚来。杜甫与严武的缘分始于杜甫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父亲严挺之的“世旧”情谊。安史之乱爆发后，严武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拥护李亨即位的功劳而仕途顺遂。至德二载（757年）他任给事中等职。上元二年（761年），严武更被任命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与杜甫在成都重逢，严武比杜甫更喜出望外。严武同情他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困顿与无助，不仅经常带着酒肉前往草堂探望，还邀请杜甫去他的官衙做客。让人惊异的是，严武的脑子比高适更灵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杜甫的生活问题，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让他有了一份稳定的俸禄。
永泰元年（765年），严武英年早逝。没有了严武的帮助。杜甫不得不再度漂泊。他先后辗转于夔州、潭州等地，生活一如浮萍，任凭风吹雨打。
杜甫与高适、严武的情谊，是一段交织着知遇之恩、文学共鸣与性格碰撞的复杂缘分，尽管高适大杜甫十几岁，严武小杜甫十几岁，他们却都是老杜一生中难得的老友与挚友。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友的周济，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诗圣。但我们又不能不说，除了他们“够朋友”外，拉近、维持他们关系的重要纽带就是杜甫的人格魅力。
再说王维。王维与杜甫是老乡，长杜甫11岁，两人的家分别在嵩山南北。正所谓“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当年王维名气很大，杜甫不过是王维的“小迷弟”。然而，安史之乱中王维被迫受职伪朝，虽保性命，却遭世人冷眼，他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说。
淅淅秋雨中，王维独坐晚窗，思绪如潮。曾写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佛，如今却因愧疚，卧病南山。令王维没有想到的是，杜甫的《奉赠王中允（维）》悄然而来。“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没有居高临下的指责和道德审判，只有理解与共情。杜甫在王维的病榻前，以诗为语，以情为药，轻声抚慰。杜甫的懂得，是泥泞中的一方净土，护住了王维最后的一丝尊严，给了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还有房琯。
杜甫与房琯是真正的“早岁同袍者”。安史之乱初期，房琯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后因在陈涛斜之战中兵败，被唐肃宗罢免相职。时任左拾遗的杜甫上疏直言：“罪细，不宜免大臣。”皇帝大怒，幸得宰相张镐进言：“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才使杜甫免于“起诉”。乾元元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
由房杜之交可以看出，杜甫不是银样镴枪头的嘴把式。关键时刻，他真能豁上身家性命，真刀真枪地上。
中国历史上，整个封建社会，凡是有点地位、有点文化的人，没有谁能像杜甫那样能够真正看清他人的苦难。因为他们都是在“俯视”。俯视的感觉其实与“看风景”差不多。由于无关自己痛痒，他们或多或少有点麻木。而杜甫不一样，由于自己也泡在苦水里，他是在平视他人的苦难。那种切肤之痛就让他发出的声音有了最能直击人心的力量。比如当杜甫的茅草屋顶被秋风掀翻，自己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杜甫就不是只想自己今夜怎么难熬，而是更为别人没有窝而睡不着。所以，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成了响彻古今的天籁之音。
圣人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天下人，以天下人为朋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