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左丽慧

作为郑州巩义走出的伟大诗人，杜甫其人其诗千百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原大地乃至整个汉语世界的心。近日，曾为苏轼、李白、李清照立传的知名作家周文翰推出新作《向海寻鲸：杜甫传》，以独特的“视觉传记”写法，为这位“诗圣”勾勒出一幅有别于传统的生命图景。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关注，记者就此对周文翰进行了专访。

从“评传”到“视觉传记”

“写完这本书，我觉得杜甫后半生太苦，太脚踏实地挣扎了，就想他还有没有什么超凡脱俗的梦想？”被问及书名由来时，周文翰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一寻思还真有。”他说，杜甫年轻时去吴越漫游，一度起兴要乘船去看海，可不知为何终究没有去成。这件小事成了诗人晚年还在遗憾的事。于是，“向海寻鲸”四个字浮现在他脑海中。

这是一个双关。周文翰解释道：杜甫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在长江、湘江上飘荡，长江的终点就是大海，而他偶尔会想起青年时那个没有实现的观鲸之梦，并写在了诗里。“另外一个”，他接着说，“杜甫活着的时候名位不显，可能算是当时文坛的小鱼小虾，可是在他逝世三四十年后，被元稹、白居易、韩愈等名士奉为唐朝最重要的诗人，成了文学史海洋中的庞然大物——这是个他自己没有料想到的成就。”

“求而不得”与“不求而得”，就这样被一个书名拧在了一起。周文翰喜欢这种矛盾性：“说得现实点，他空有一个梦想，从未实现；说得浪漫点，既然现实中杜甫没有去成大海，那就让这个书名、让作者读者的想象带着他的灵魂去大海、去观鲸吧。”

写杜甫的书已经很多了。从洪业到冯至，经典在前，一个后来者还能写出什么新意？

周文翰的答案是：不写“评传”。“前人写的是评传，作者经常出场解释因果关系、评论诗文特点、论证文化影响。我觉得这都是后世的观点，与杜甫活着时候的感知没有多大关系。”他把自己采用的方法称为“视觉传记”——通过研究杜甫诗文、唐代正史、笔记乃至考古报告，重建杜甫生活时代的物质景观、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写那个叫杜甫的人从少年到老年的所见所闻。

“我的笔下的他和我们一样，并不知道下一年自己要怎样，有许多迷茫，也为了衣食住行发愁，并不总是关心诗歌。”他强调，“我尽量不用评论的语气，不用那种掌握了上千年杜甫研究成果的全知全能语气。我就当自己是个旁观者、隐形人一样跟着杜甫走，记录下他的生活事迹而已。”

这种写法，与他早年的学术轨迹有着隐秘的呼应。周文翰最初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古代文学，对李杜早已熟悉，后来兴趣转向艺术史、书法史和文化史。当记者问及他在写杜甫时特别关注哪些“物质细节”，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关注杜甫一家最主要的经济依托是什么？是陆浑县郊区几百亩大的田庄。我还就此写过单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上。”他又举例，杜甫栽种药材的品种、在长江湘江漂流时当作靠背的小木几，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我觉得杜甫虽然是个诗人，可更重要的是他是人、是士人，要生活，要社交。写诗仅仅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干其他事。”

这种对“物”的关注，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谱系。写苏轼时他留意笔墨纸砚，写李清照时关注金石书画，写李白时甚至提出一个颇新的判断——他认为李白前两次去宣城是为了开矿做生意。到杜甫这里，经济基础、药材种植、旅途中的用具，构成了理解诗人的另一条隐秘线索。

杜甫是一个温和的普通人

为了写这本书，周文翰走过不少路。从洛阳到西安，模仿杜甫求仕的路线；从西安穿越陇山到天水，再从天水穿越秦岭去成都。

这些行走改变了他对杜甫的理解——“我开始渐渐理解路途对人的改变、塑造。我想杜甫就是在路途中不断见证普通人在安史之乱中遭受的冲击，不断体验到山川花木的慰藉，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文翰写过一个系列的人物传记。苏轼是“孤星”，李白是“无根鸟”，李清照是“尘埃与灵光”，现在杜甫是“向海寻鲸”。

这四个人是否分别代表了某种不同的生命美学？杜甫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

周文翰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写作的时候我不会定下一个固定的目标要如何写，常常是写着写着，那些隐藏的核心观念就浮现了。”他解释，苏轼活着的时候就是大明星，他想写出那些孤独的时刻；李清照有敢与苏黄比高下的雄心，也遭受了时代车轮带来的尘埃；李白心怀大鹏之志，却被身份焦虑困扰；“杜甫好像最现实主义，可是我想写出他的梦想、那些微小的欢乐、那些窝囊事中的小反思。”

在他看来，“杜甫更像是一个普通文化人的状态”。“他身为一个家长、一个温和的君子，难以启齿直接表白内心的孤寂无助，很少对别人诉说，只能自己在诗文里、内心里消化。”周文翰说，“好像有些困境别人就能轻易迈过去而他偏偏迈不过去，有时候并不是别人害他，而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生病、选择进京路线有问题等错失了入京为官的机会，只能在白帝城一边养病一边写《登高》《秋兴》，他不知道能怪谁，只能怨怪自己或者无常的命运。”

写诗让杜甫成为“巨鲸”

对于当下那些面临不确定性、自嘲“躺平”或“精神内耗”的年轻人，周文翰从杜甫身上提炼出一种朴素的方法论。“写了这么多人，我经常说每个古人都有各自的活法，‘龙有龙道蛇有蛇路’。大家还是要乐观地面对生活、迎接变化。”

他给出了一个具体建议：“最好如杜甫那样有些小爱好、小副业。比如他能辨识药材、种植药材就是个挺好的爱好，既能帮补家计也能欣赏花木自然，给心灵以安慰。”

说到这儿，他抛出了一个更大的洞见：“往大里说，写诗对杜甫来说本来也是副业，主业应该是当官，可惜他运气差，迟迟没有当官，等到有机会当官了又碰上安史之乱，只能在各处逃难，一边漂流一边把副业当主业干，精进诗艺。恰恰是写诗这个爱好、副业让他成了文化史上的巨鲸。”

这或许正是《向海寻鲸》最深的一层意涵：那头巨鲸，不是在海上寻到的，而是在苦难的江流中，由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慢慢长成的。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问了最后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杜甫晚年在那条湘江的破船上，读到这本《向海寻鲸》，他会说什么？

周文翰想了想，轻声答道：“我觉得他可能会说：你好像有点懂我，谢谢你为我写这样一本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