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恩

1928年，当时的一对璧人、中国近代建筑学的两位奠基者梁思成、林徽因大婚，婚期定在3月21日，这个日子绝非偶然，而是特别选定的，是宋代建筑大师李诫墓碑上唯一确定的日期。稍后由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朱启钤创立，梁、林两位先生双双加入的学术组织“营造学社”，亦取名自李诫编修的建筑学巨作《营造法式》。1932年梁、林儿子出生，取名梁从诫，即师从李诫之意。

近代大师以这种方式向宋代李诫致敬，是建筑界、学界经久不息的佳话。李诫的粉丝遍布中外，比如李约瑟博士、悉尼歌剧院设计者伍重等。

李诫，字明仲，郑州管城（今郑州管城区）人，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李诫出身于官宦世家，父兄都是进士出身，其父李南公曾做到户部尚书，可谓家学深厚、才华卓著。李诫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曾用三年时间编修了《营造法式》这本东方建筑学圣经，其本人亦可谓中国古建筑的祖师爷，因为鲁班差不多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李诫却是史册典籍里明确记载的一位真人。

再说《营造法式》。该书共36卷，计357篇条文，主要包括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五个核心部分，每一部分都条理清晰，为后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难得的是书中附有珍贵的建筑图样，有的是套色彩印，可谓图文并茂、兼具科学与艺术性的煌煌巨著。

《营造法式》对后世建筑影响很大，元朝水利工程技术中关于筑城部分的规定，几乎和《营造法式》的规定完全相同，明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也吸取了其中很多内容。今天的日本学者对照《营造法式》，与其7~15世纪的建筑实例比对，证实了其对日本建筑和东亚建筑的影响作用。

15世纪以前，整个西方世界主要只有一本薄薄的建筑类书：《建筑十书》，收集了公元前一位罗马工程师的十篇文章而已。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赞《营造法式》为“史上里程碑”，称书中的构造图样完善，与我们现在所称的“施工图”非常相似，其采用的“材分制”是一种早期模数系统，体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工程思维，比西方类似实践早了600余年。可以说，《营造法式》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一部术书”，被誉为“整个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专著”。

其实最初修订《营造法式》的目的更为简单：防范贪污。当时在北宋中晚期，修建维护宫殿府廨、公共设施时因标准不清晰，验收不严格，官员上下其手，工匠偷工减料，腐败丛生。哲宗皇帝命编专修法式，但将作监完成的《元祐法式》（元祐六年即公元1091年完成），“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验收不过关。眼见“老油条”们敷衍塞责，哲宗果断起用新人，令监丞李诫重新修订。李诫果然不负圣意，出色完成了任务，并得朝廷嘉奖官升一级，任将作少监，自此能够直接面见皇帝，讨论国家重大工程。

1100年，“浑身艺术细胞”的徽宗皇帝赵佶登基，与长于书画的李诫惶惶相惜，认为《营造法式》一书的制度标准“内外皆合通行”，于是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下旨将此书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律令，采用小字刻版全国发行。徽宗再次提拔李诫为“将作监”，享受副部级待遇，主持全面工作。

崇宁四年（1105年），宰相蔡京奏请修建明堂。宋徽宗说：“先帝常欲之，有图在禁中。然考究未甚详，仍令将作监李诫同舜仁上殿。” 李诫与姚舜仁一起，重新绘制明堂图，完成了这项重要工程。

以上说李诫是建筑理论家，实际上，他还是位出色的建筑大师，主持营建过的较大建筑就有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其中九成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重要场所，开封府廨是北宋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国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钦慈太后佛寺是皇家寺庙，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这些工程完成，李诫一路迁升：修奉太庙成迁右朝议大夫，赐三品服，“钦慈太后佛寺成”，李诫迁中散大夫，仕途抵达巅峰。除主要在将作监任职外，李诫还当过虢州知州，也是很有政绩。

不同于一般的文人与官员，李诫有很强的审美能力，是杰出的艺术家。他精通音律，在宋词流行的年代，算是“流行歌曲”的知名作曲家，曾作《琵琶录》三卷。他工书法，“篆籀草隶皆入能品”，他用小篆书写的《重修朱雀门记》，被徽宗下旨刻于朱雀门下。他长于绘画，“善画，得古人笔法”，被挑剔的徽宗“睿鉴称善”。从《营造法式》的行文亦可看出，李诫文笔很好，简洁缜密。李诫还是位渊博的学者。他研究地理，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研究历史，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研究文字，著有《古篆说文》十卷。还著有《六博经》三卷，《马经》三卷。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记载，哲宗赵煦元符元年，其父赵挺之就曾让李诫“掌眼”鉴定过古印。

正是由于具备这样博中有专的基础，才达成了李诫在建筑史上的高度。

这样一个博学的艺术家，又如何成为一位专门的建筑理论家、建筑大师的呢？北宋文士程俱在《李公墓志铭》中是这样写的：“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李诫编修《营造法式》，是这样做的：先考证研究各种经史古籍，并放下身段请教一线工匠了解实际，然后编修成书送给相关部门审核，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不适用的缺点后再呈献皇上。在建造项目上，李诫极为认真，“况审曲面执，智创巧述”，对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把握。平日里博学多才，追求个人兴趣，但做事时候，能够秉持科学而务实的精神。

近代学者阚铎评价李诫说：“而绝学之延，遂能继往开来，为不朽之盛业……皆圣人之作、士大夫之事乎？”这是圣人的作为、士大夫的伟业啊！联想到韩非子《五蠹》中的文字：“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如此评价，也不为过。

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怎么就被《宋史》所遗漏了呢？有人归之于元代的蒙古人没有文化，编《宋史》的时间短促（仅仅两年多），大多只是拿来摘抄资料而已。但实际上，终究是中国人“囿于义例，斤斤于道器之分”——被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营造只是“器物”层面的技艺，不值得为学者立传。

回应篇首，梁林的一生与《营造法式》萦绕，尽管林徽因51岁便英年早逝，但她仍是梁思成最好的搭档和助手，从实践到理论上支持夫君的《营造法式》研究。而梁思成从1928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于北京，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研究工作，其中直接从事研究《营造法式》长达19年，占据了其半生的学术生涯。

大观四年（1110年）二月的一天，宋徽宗召见李诫的哥哥李譓，忽然问起了李诫的近况，李譓回禀道，李诫为父守丧已满，目前正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市）担任知州。然而十日后，当李譓再次在殿中奏报事务时，却带来了李诫离世的消息。徽宗听闻此事，不禁长叹良久，惋惜不已。

如今，在郑州新郑龙湖镇的梅山脚下，李诫墓园安安静静，被樱桃林的阳光和旷野的长风包裹，孩童们会不时抱着鲜花来追念他，那花香沁人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