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先科
前天刷视频，看到第51届法国凯撒电影奖正在颁奖，组委会主席卡米耶·科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和今天要谈的关于《扑克牌的N种玩法》这一话题很契合，就把它作为这篇短文的引子。
卡米耶·科坦讲法国电影的独特性，讲法国电影真正的伟大是在于有专门的基金会机制，支持那些小成本、但拥有独特视角的作品，比如关注女性、同性恋、双性恋及各类边缘群体。她把法国电影这种关注独特对象、独特视角、独特组织形式的特质，看作是抵抗霸权、抵抗专制，守护民主与自由的方式。我们都看过法国电影，知道它始终保持着先锋性，始终处在探索之中，在电影领域里，它就是一个永恒的先锋派。这一点，很像墨白在中国小说界的先锋存在，这种先锋性倒不一定体现在《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扑克牌式结构上，我理解墨白的先锋性，体现在他深度的文学思维、对世界的思维结构与思维过程之中，这才是墨白先锋性的精神内核。
理解这部小说，最好结合墨白近期的行走经历与他的长篇散文《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起来读。这些年，墨白前往青藏高原、新疆、青海、云南等地，我把这一片区域整体概括为“高原”，就像地理学界把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称作“世界第三极”一样，我把墨白这次在世界第三极的行走与文学实践，包括他的散文创作，看作一次“新的地理大发现”。这是一个比喻，读者不必过度夸张地理解，就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唐三藏西天取经这类地理大发现的核心意义一样，是在于改变认知。对墨白而言，这次行走改变了他对世界、社会、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文学“应该表现什么、如何表现”的整体认知，是对他以往的世界观、文学观、社会观连为一体的观念性转变与颠覆。这种颠覆，针对的是中国文学长期形成的几种固定叙事模式，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有几种范式，比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文学中的阶级论、现代性叙事里的城乡二元结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认识、解读与审美表达世界的典型范式。而墨白在经历“第三极”之行、完成这次“地理大发现”之后，突破了这些范式，尤其是我们公认的、用以表达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现代性结构，在他这里被改变了。有了对“第三极”、对高原朝圣者的深度认知之后，他再看待中国社会、再用文学进入世界时，不再沿用城乡二元、自然与人文二元的框架。
《扑克牌的N种玩法》里包含“高原”“西域”“外省人”“颍河镇”，再加上“大小王”，一共四个版块，我在结构上把“高原”与“西域”合并为一个版块，构成他思维里的“第三极”。正是这个“第三极”的介入，解构了我们长期习惯的二元认知范式，带来了一种更复杂的全新思维。我举两个例子，小说JOKER中的《幸福路174号》和《奇遇记》。大家细读就能明显感受到：《幸福路174号》里，主人翁要找的城市街道门牌号是174号，可找来找去路的尽头却只有173号，再接下来就是颍河的河道，174号根本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隐喻：城市里其实没有一条能通向真正幸福的“幸福路”，那是一条断头路。而《奇遇记》的隐喻更清晰：主人公从电梯走进一个梦境般的广场，面对的是钢筋与玻璃构成的大厦。作者借“大小王”来隐喻，隐喻城市是什么、城市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城市意象与隐喻，从何而来？正是源于我所说的“第三极”认知——没有对高原的体悟、没有对朝圣者深刻的同情与同理心、没有像《澜沧江畔》里那一场精神上的神性沐浴，墨白过去对城市的理解与书写，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包括这部小说里第三个版块“颍河镇”的故事，读起来有似曾相识之处，却又全然不同，这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了“第三极”思维之后，墨白打破了观察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框架，打破了现代性与传统性、乡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固有结构，于是这部《扑克牌的N种玩法》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在这篇短文里我想归纳的核心是，《扑克牌的N种玩法》真正的先锋性，不只是用了扑克牌结构，这当然也是创新，虽然这部小说的叙事里蕴含着很多细致的诗学话题，这些都具备理论概括的价值，这需要我们从更具体的层面展开，去探讨由此形成的新的小说诗学，但我要说的是，这部小说更根本的东西，是对世界认知方式的改变，是视觉思维的革新。这种思维层面的革新，才是墨白小说先锋性真正扎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