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核心提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表重要讲话，为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利用与宣传报道指明了方向。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郑裴李岗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双双入选。至此，郑州累计有18个项目上榜，位居全国城市之首。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的这18个项目，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涵盖聚落、城址等丰富类型，构筑起一条几乎没有断代的文明演进链条。这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郑州样本”。
本报推出的【藏不住的文明底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8次“发现郑州”】系列报道，以18个入选项目为主线，用考古实证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力求将“厚重郑州”落于具体、可感的遗址与文物之上，把考古遗址转化为城市文化认同感和公众自豪感的源泉，也为文旅融合、城市软实力提升提供文化叙事支撑。
策划：璩鹏辉
统筹：陈 锋
执行：孙新峰
公元前578年，鲁成公十三年。
晋国联合诸侯联军伐秦。出征前，在社庙举行的祭祀仪式上，鲁国大夫成肃公接受祭肉时神情懈怠，举止失仪。
周王室大夫刘康公当即厉声斥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这番话被记入《左传·成公十三年》，成为后世理解先秦政治伦理的钥匙。祭祀与军事，并列为国家根本。
两千四百年后，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队员在新郑中华路掘开黄土时，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刘康公那句掷地有声的训诫，在这片封土之下获得了最真切的注脚。
这便是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它以17座青铜礼乐器坑、44座殉马坑、348件郑国公室青铜礼乐器的宏大规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周代诸侯国社稷祭祀的礼仪空间，为那个礼乐制度面临深刻变革的时代，留下了最庄重的实证。
1997年，它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法旧章，时代新局
20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原。位于郑州城南的新郑，迎来了它的快速发展期。
1996年9月，中国银行新郑支行基建工程破土动工。按照惯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行开展考古勘探。谁也没有料到，这片北临新华路、南靠新郑市实验中学、西接中华路、东依小高庄村的寻常地块，竟埋藏着一座东周都城的祭祀圣地。
考古队布下80个10米见方的探方，发掘面积达8000平方米。随着土层逐层剥离，各时期遗迹接连暴露：墓葬152座，商周灰坑791座，水井98眼，战国烘范窑3座。而在这些晚期地层之下，一个规模空前的春秋祭祀遗址，正缓缓显露真容。
这片土地沉默了太久。
郑国，始封君桓公友，为周厉王少子、宣王庶弟。公元前806年封于郑地，都棫林。幽王时，为避犬戎之祸，郑桓公将宗庙宝器与部分民众迁寄于虢、郐之地。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倾国东迁，占有虢、郐等十邑，在新郑另立新都，仍循郑之旧名。至公元前375年即郑康公二十一年被韩国所灭，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5年。
这395年间，新郑是中原最繁华的都邑之一。然而，1923年李家楼郑公大墓被乡绅李锐打井意外发现，出土青铜器100余件，包括莲鹤方壶、王子婴次燎炉等礼乐器，器形之大为春秋墓中所罕见。但由于为抢救性发掘，缺乏地层依据，出土物混杂不清，后因战乱，文物分藏多地，留下诸多学术谜团。
七十余年后的这次科学发掘，终于弥补了历史的缺憾。
地层关系清晰可辨：多数礼乐器坑直接打破春秋早期地层或灰坑。结合器物风格与特征，其年代上限不早于春秋早期，下限不晚于郑伯墓。祭祀遗址位于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总面积约22000平方米。17座青铜礼乐器坑、44座殉马坑、1道夯土墙基，以348件青铜礼乐器为代表的大批珍贵文物，震惊了学术界。 （下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