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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制度始于西周，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有人提出绩效考核制度因战乱废弛多年，应该重新修订，继续施行，魏明帝就让人制定了《都官考课法》72条，交大臣们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朝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后，至周康王就渐渐不用了，说明官员的考核在人不在法。舜帝有皋陶辅佐，商汤有伊尹辅佐，小人自会远离。只要大臣尽职尽责，为百官树立榜样，大家自会勤奋工作，无需另外制定考核制度。汉朝有“四科取士”，后来汉朝衰亡，并非考核不详尽啊。
黄门侍郎杜恕在表示认同崔林意见的同时又补充说：治国之道在于上下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怎么可能只靠绩效考核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和乐呢？没有公道正派的风气，即便让孔子来主持考核，也起不到作用，何况一般的大臣呢？
司空傅嘏说：如今国家有许多大事要做，许多大政方针要制定。不重视大政方针而把绩效考核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放在头里，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钝，也显示不出明暗之理。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这次争论进行了一番总结，大意是：官员评价的根本在于管理者要至公至明。只要管理者至公至明，想了解经学家，看他通达多少经书就行了；想了解法官，看他手头有多少冤案就行了；想了解地方经济，看那里百姓是否富足就行了；想了解将领，看他打了多少胜仗就行了。至公至明出自内心，绩效考核是外在表现；内心不公不明，外在考核就会成为徇私和欺诈的凭借。像《都官考课法》那样，考核官员一米一盐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是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枝末节。
魏明帝的绩效考核之争，说到底是人与制度之争，是人的因素重要还是制度因素重要。也许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人的因素与制度因素同样重要。至公至明是绩效考核的前提和保障，绩效考核是检验考核对象履职情况的制度安排。只强调人的因素而忽视制度因素，考核对象的评价就可能失去客观依据；只重视考核制度而不重视人的因素，绩效考核就可能像司马光说的那样，成为徇私和欺诈的凭借。只有把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统一起来，共同发挥作用，考核对象的履职情况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估和检验。
但这场争论也提醒后人，要更加重视绩效考核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防止主观好恶影响客观评价，又要防止客观依据被弄虚作假；既要减少考核过程中的主观影响因素，也要避免考核内容像《都官考课法》那样，看似面面俱到，无所不至，实则烦琐冗杂，机械教条，流于形式。绩效考核不是万能的，但寄希望于每个管理者都能做到至公至明，同样是不可能的。人与制度哪一端出了问题，就解决哪一端问题，而不应该顾此失彼，因噎废食。
魏明帝是一个和稀泥的人，见大臣们对绩效考核反应不一，分歧较大，就索性把这件事搁置了，直到他去世，也没再提起，最后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