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素菊
鲁迅一生尊师重道。在他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第三位是章太炎先生，也是影响他一生思想的人。
太炎先生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太炎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而鲁迅还只是个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鲁迅不仅折服于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太炎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剖析，对封建礼教的犀利批判，如同一把利剑，刺破了鲁迅心中长久以来的迷茫。鲁迅在章太炎门下，在革命思想上受到的启蒙更为深刻。他在《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里写道：“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文章如匕首投枪，直刺敌人心脏。”太炎先生的教诲，如同一粒种子，在鲁迅心中生根发芽，年轻的鲁迅开始思考，如何用文字唤醒那些沉睡的灵魂，如何以笔为利器，与这黑暗的社会抗争。遂弃医从文，刀笔舌剑，投身革命事业，用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的疮痍，呐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倾毕生之力搭建出以《呐喊》《彷徨》为代表的文学森林。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人有传。鲁迅先生临终前在七条遗嘱中给许广平先生明确：“一切从简，不设路祭，不登报，不作传状，不要做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从唯物主义出发，以唯心主义结束，大凡如此，清醒者几人。生不立传，否则，谀词满篇，自己也脸红。山海之间人来人往，自得其乐自由自在，真正的行事洒脱不群者，能有几人。
章太炎先生可算其中一个。鲁迅与太炎先生虽为同乡，相识却晚。鲁迅在东京留学期间，樱花正盛，太炎先生总爱穿件灰布长衫，拖双旧布鞋，腋下夹着卷《说文解字》。他讲学时不拘礼法，常把脚跷到书桌上，满室墨香里混着松烟与汗味。鲁迅后来回忆，先生讲课像在荒野里举着火把夜行，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经他口吐莲花，竟成了活物。
鲁迅对太炎先生的感情比较复杂，也颇具戏剧色彩。但在太炎先生的心目中，鲁迅的名气再大，也算不上他的“得意门生”。“五四”时期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太炎先生和黄侃尊崇儒学而反对白话文。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慢慢落伍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太炎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当局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民国学术界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性格落拓被黄兴骂“害了神经病”的章太炎，一个是不修边幅的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号称“八部书外皆狗屁”的黄侃。黄侃才是太炎先生心目中的大弟子，公认的“章门天王”，曾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三不来教授”。
黄侃那时还是个顽劣学生。一日太炎先生讲《春秋》，他突然站起来说：“先生，您讲的我都懂，不如让我来讲？”满座皆惊，唯先生拊掌大笑：“好！你来试试。”黄侃倒也不含糊，竟讲得条理分明。末了先生说：“季刚的学问，将来要超过我。”后来黄侃果然成了一代宗师。但在太炎先生的成就面前，他岂敢造次，只是说：“我这肚子里的墨水，都是太炎先生当年硬灌进去的。”
国师者，不唯以教书育人为德品，更重后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民族危亡之际，太炎先生突然停下手中的书卷，目光如炬，直视着台下的学生，大声说道：“同学们，我们不能只做书呆子，要将所学用于救国救民！”台下的学生们热血沸腾，纷纷响应。
太炎先生晚年寓居苏州，仍诲人不倦。有个年轻人慕名而来，想拜他为师。先生问：“你为什么要学国学？”年轻人说：“为了救国。”先生点点头：“好！但国学不是救国的万灵丹。要救国，还得有真才实学。”年轻人后来成了抗日名将，每次路过苏州，都要到先生墓前鞠躬拜谒。
太炎先生的影响，就像他写的字，刚劲有力，又带着几分洒脱。他教过的学生，无论是鲁迅的犀利，黄侃的狂狷，还是其他学子的勤勉，都带着他的影子。他虽已作古，但那些故事仍在人间流传。后世敢以“吾师章太炎”立传立言的，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