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桂成

长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从雪域高原至东海之滨，习总书记的话久久回响。长江流域孕育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以“多元共生、开放包容、务实精细”的精神内核，书写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绵延不绝的流动史诗。

一、巴蜀文化：长江上游的“多元共生”曙光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区域文化分支，扎根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及周边区域，核心覆盖今四川、重庆全境，兼及陕南、滇北、黔西等地。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它以“多元共生”为鲜明特质，既留存自身独特文化基因，又不断吸纳周边文明养分，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为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奠定重要基础。

从“封闭性”来看，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绕，东部巫山阻隔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南部大凉山、乌蒙山隔绝滇黔，西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阻断与西域沟通，北部米仓山、大巴山缓冲关中文明冲击。这种 “四塞之国” 的格局，让巴蜀在文明早期得以避开外部战乱与文化冲击，独立孕育出以农耕为核心的原生文化。从“开放性”而言，地理屏障并未阻断交流，反而催生出多条“文化通道”。北方“秦巴通道”，经米仓山、大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等谷地，连接关中与中原文化。西周时期，古蜀与周王室便通过此通道往来，战国后期秦灭巴蜀后，中原的制度、技术、文字借此大规模传入，推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南方“茶马古道”，经滇北、黔西山地通道，与滇文化、夜郎文化交流。东方“长江水道”，穿长江三峡连通楚文化、吴越文化，春秋时期巴蜀与楚国战争、盟会频繁，楚式青铜器、漆器工艺传入巴蜀，巴蜀的青铜兵器也影响楚地文化。

这种“封闭保障本土根基，开放促进外部交流”的地理特质，让巴蜀文化从诞生起就具备“多元共生”的先天条件。其“多元共生”并非静态并存，而是动态演进：从新石器时代“多源并立”，到青铜时代“文化整合”，再到秦汉后 “融入中华文明”，每个阶段都体现“多元”与“共生”的互动，成为长江上游文明觉醒的“曙光”。

二、荆楚文化：长江中游的 “开放包容” 品格

荆楚文化诞生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流域，核心覆盖今湖北全境，兼及湖南北部、河南南部、江西西部等地。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具活力的区域文化分支，它以“开放包容”为精神内核，在长江中游地理枢纽中孕育独特文化基因，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周边文明养分，更借长江水道与南北文化深度交融，形成“汇通南北、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成为连接长江上游巴蜀、下游吴越的“中间枢纽”，为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流动性提供关键支撑。

从“水域枢纽”看，长江干流横贯荆楚腹地，汉江、湘江、沅江等支流在此汇入，形成密集水网。借长江水道，荆楚上可通巴蜀文化，下能接吴越文化。新石器时代，荆楚的大溪文化就与巴蜀的宝墩文化、吴越的良渚文化存在陶器技艺、玉器形制交流；春秋战国时期，楚式青铜器远销巴蜀，巴蜀青铜剑、吴越铸剑技术也传入荆楚，形成“长江流域文化共同体” 雏形。经汉江北上，荆楚可越南阳盆地抵中原，与中原文化直接对话；沿湘江南下，能深入岭南，与百越文化互动。从“陆地枢纽”看，荆楚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南，是南方水乡文化与北方旱地文化的“过渡带”。北部南阳盆地、随枣走廊，是中原文化南下的“天然通道”，商代晚期中原甲骨文、青铜礼器传入荆楚，推动其早期文明成熟；西周时期，周王室在荆楚北部设立“汉阳诸姬”，进一步促进中原与荆楚本土文化融合。南部洞庭湖平原、湘赣丘陵，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北上的“缓冲区”，荆楚的“巫鬼文化”“图腾崇拜” 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元素，形成区别于中原“礼乐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核。

这种“水域连通东西、陆地衔接南北”的枢纽区位，让荆楚文化摆脱封闭发展局限。它在应对周边文明冲击的同时，主动吸纳异质文化养分，在交流、融合、创新的循环中，沉淀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从新石器时代“文化汇聚”，到青铜时代“文明崛起”，再到秦汉后“融入中华文明”，荆楚文化始终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不仅是长江中游文明的代表，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

三、吴越文化：长江下游的 “务实精细” 典范

吴越文化诞生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与钱塘江流域，核心覆盖今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及上海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具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分支，“务实精细” 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它在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重农桑、善工商的务实传统，又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雕琢技术、艺术与生活，形成“重实利、尚精巧、求雅致”的文化品格。作为长江下游文明的核心载体，吴越文化不仅塑造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格局与人文风貌，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务实精神与精细美学完美融合的典范。

从生存需求看，水乡环境倒逼吴越人形成“务实改造自然”的传统。吴越多沼泽、少平地，且受季风气候影响，水旱灾害频发。为发展农耕，吴越人很早就开始治水兴农。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出现排水沟、蓄水塘等简易水利设施；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开凿“胥江”“邗沟”，越国修建“富中大塘”，通过疏堵结合的务实策略，将水乡劣势转化为农耕优势，使太湖流域成为“苏湖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这种“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治水实践，正是吴越文化“务实”品格的源头。从资源利用看，水乡“有限耕地、丰富水产”的格局，推动吴越人形成精耕细作、物尽其用的传统。耕地稀缺，迫使吴越人在“小地块”追求“高产出”：新石器时代就掌握“稻麦轮作”技术；宋代以后发明“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这种精打细算、极致利用的农耕智慧，是“务实精细”在生产领域的直接体现。

吴越文化以长江下游水乡泽国为根基，以“务实精细”为精神内核，从新石器时代 “农耕精细”，到春秋战国“军事务实”，再到唐宋后的“工商与生活升华”，始终“在务实中求发展，在精细中求卓越”。它不仅塑造了江南“经济繁荣、文化雅致”的地域风貌，更成为中华文明中“实用理性”与“精细美学”融合的典范。

任何文化的品格，都深嵌于地理环境的基因之中。长江文脉的伟大，在于以“多元”孕育活力，以“包容”汇聚一体，以“务实”成就精细。良渚的玉琮与楚人的编钟，共同诠释着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坚守本土根脉，吸纳异质文明，最终熔铸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文明共同体。从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到如今的长江经济带，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