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乾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涵着中国人深厚的哲学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人生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情操，一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一）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核心概念是“中”字。史书记载，中华文明从历史源头就形成了尚中、贵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早在伏羲时代，嵩山河洛的先人们，就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河出图、洛出书，画八卦而归为“中”了。至今，巩义市河洛汇流处的伏羲画卦台遗址，还述说着历史的过往。

《尚书·大禹谟》讲的尧舜禹口耳相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公认为“圣人心法”。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尧传给舜时，只说“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又加上了12个字，成为“十六字心传”。之后传给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再经过周公、老子和孔子一脉相承下来。这是圣人治天下之大法，也是个人修心之要诀。

《易经》讲“中行无咎”“阴阳相合”，《道德经》说“不如守中”“知和曰常”，《论语》则称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北宋理学家程颐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又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子思子的《中庸》释“执两用中”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两端”者，是“过”与“不及”，执其两端循中道而行，是君子修德处世的底线尺度。《中庸》注释“守中致和”则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乃达到之意，即守中致和达到了极致，天地就归于正位，万物就生生不息。“守中”方能“致和”，“致和”也要“守中”。“守中”就是守正，守正就能正确。

所谓“思维方法”是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实现特定目标必须凭借的手段、途径或工具。执两用中是方法，守中致和是目标。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宏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所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凭借以中为本、包容协和、勤劳勇敢、筚路蓝缕，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伟业的奥秘所在。

（二）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主席的著名文献《论持久战》，就是在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即“过犹不及”两个极端的错误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诠释了“中”哲理的深刻内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针。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姓“资”姓“社”这一精辟论述，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同中国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精彩诠释，也是他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开辟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理论前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2012年11月上旬，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因为“老路”和“邪路”都是脱离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做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守中；守中方能致和，致和才会创新。只有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住“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会创新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业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振兴伟业。因此，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守正创新，就是中和之道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思维方式在新时代的伟大探索。

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新时代的新实践无不贯穿着中和之道的精髓。譬如，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蕴含着制度创新、制度执行与制度监督的中和之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塑造出新时代文化自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学科交叉相互融合，形成了全新的发展链条。如此等等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构建出中国式多元平衡与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体系。

2013年1月5日，习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还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这一伟大命题，高瞻远瞩，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具有的高超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娴熟运用“执两用中”的中国智慧，恰当处理事关前途命运的“左、右”两种倾向，所起到的拨乱反正效果。

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凝聚统一党心军心民心等一系列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深刻教育全国人民要正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绝不能当糊涂人，而落进西方敌对势力构筑的陷阱之中，一举挫败敌对势力阴谋，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习总书记在以“两个不能否定”理论拨乱反正的同时，又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段话阐明，如果唯“母版”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复古主义；如果唯“模板”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教条主义；如果搞“再版”和“翻版”，那就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习总书记“居中”而胸怀全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历史和未来联通起来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这条大道，正是从中国特色的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里得来的。

（作者系郑州日报社高级记者、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