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占才
我的书案上，放着三寸厚的《任应岐申烈资料》。展读其滴血泣泪事迹，凝视其抗日通电、就义遗书，禁不住一次次喉头发紧，眼睛湿润。
这位与吉鸿昌同时被国民党枪杀的英雄，原本应与吉鸿昌将军一样，享至高荣誉。然而却被蒙尘，长期湮没。
所幸，时间难掩本真。2021年7月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追认任应岐为烈士。这是国家对英雄壮烈的最高致敬。
作为家乡的一位英雄，在为任公申烈的漫漫长路上，我曾不断地为之鼓与呼。申烈成功，长期关注任应岐的社会各界，可以说长吁了一口气。江苏诗人杨发余所作《咏任应岐》一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昂藏出鲁山，绝意裹尸还。反蒋全天候，爱国一寸丹。刑前轻蔑笑，松下永恒眠。莫道湮埋久，民心筑祭坛。”
保家不惧生和死，抗日何求功与名。任公光辉的一生，并非是被刻意雕琢的英雄模板。这位1892年出生于鲁山仓头乡刘河村的将军，原本可以做个安稳的读书人，但面对灾荒兵燹，他选择了揭竿而起。
他的“起”，并非啸聚山林称王称霸，而是救民于水火。
民族大义前，任应岐毫不退缩。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任建国豫军将领的任应岐旗帜鲜明，于当年7月2日在《民国日报》率先声援，发文抗议：“吾即军人，可杀而不可辱。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凡我袍泽，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岐不敏，忝隶建国豫军，誓追随樊总司令之后，与我袍泽敌忾同仇，共赴国难，虽蹈汤赴火，义无反顾。我全国袍泽，其速协力备斗，为国家争人格，为黄族延血脉。”这一悲壮的极致表达，忠诚的史诗宣言，颇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沸腾着抵御外侮、守护文明的坚毅。
再看1927年1月，任应岐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的就职宣誓电文：“应岐一介武夫，历经忧患，驰驱频岁，无补涓埃，拔耀显膺，遽辱军节。材铨任重，深惧弗胜，唯有勉竭驽钝，努力奋斗，以报党国而清中原。”
几行短语，节奏铿锵，由谦至勇，忧虑与责任交织，尽展忠贞情怀。末尾三字“清中原”，以恢宏的地理意象，喻收复失地、匡扶社稷的远大抱负。他让我想起辛弃疾的“马革裹尸当自誓”、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分明是出征前的誓言：若战，必为锋刃！若守，必成坚盾！若行，必作标杆！若逝，愿化丰碑！
对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任公是最早看穿的一位。1927年，日本增兵青岛，图谋侵占整个山东。8月15日，任应岐义愤填膺，以第12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发表通电，揭露日本侵华阴谋，表达誓死抗日决心：“顷闻日本增兵青岛，并拟深入山东，噩耗传来，曷胜愤慨，豺狼野心甘冒不韪，阳假出兵护桥之名，阴行侵略陷害之实，既勾结奉鲁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复施其鬼蜮伎俩，破坏东亚和平，似此阴谋实堪痛恨，凡属同胞亟应反对，务盼本革命之精神，作外交之后盾，庶我华胄得免沉沦，迫切陈词，不胜怵惕。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率全体官佐士兵同叩。”
这电文，激越悲慨，像檄文，堪称民国军阀时期军人觉醒意识的宣言范本。其中“豺狼野心甘冒不韪”，呼应李大钊对日“倭族乘机，逼我夏宇”的定性。而“阳假出兵护桥之名”，直斥伪善外交，类李鸿章对日“先发制人”策略的愤懑 。而“庶我华胄得免沉沦”，暗引《左传》“华夏沉溺”，呼应“为黄族延血脉”的救亡意识 。其保家卫国、誓死抗日的决心可见一斑。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坚定了任与蒋的对立。蒋先是把12军缩编为师，委任以49师师长，后又在安徽设伏，全歼任师。仓皇之中，任只身逃往天津，隐居法租界，在人生最为迷茫之际，与吉鸿昌结为密友。
虽历经部队覆灭、只身逃亡的重创，任仍将寓所变成反蒋抗日的联络点。
为了联络全国抗日反蒋力量，任与共产党人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意欲策划10万人的“中原大暴动”。为此，他毁家纾难，捐出全部家当——4.5万大洋。当时，杨虎城捐了1万，吉鸿昌捐了1万。4.5万大洋，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他对“救国”二字最彻底的书写与注解。这份“舍”令人锥心、令人坠心。他倾其所有，把财富留给了国家与民族，却把清贫留给了至亲，以至于他在就义后，仍欠着巨债，其妻刘玉贤贫病交加难以度日。连当时国民党的《觉今日报》，也用副标题感叹：“吉微有蓄储身后不萧条 任生前无恒产在在可虑”，正文更是担忧“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在在均为可虑。”
天地有正气，千秋尚凛然。1934年11月9日晚，任应岐、吉鸿昌等在天津被捕。在狱中，在刑场上，二人一道与敌斗争。11月24日午，蒋介石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勾结共党”罪，在北平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吉、任二人枪决。行刑时，任应岐着黑呢子大衣，吉鸿昌披青色呢斗篷，二人拒不带刑具，坚持以坐姿从容就义。
国民党对新闻管控严格，但各大报纸仍客观如实地报道了二人就义的壮举。《实报》报道他们被解抵北平，“出站时吉作微笑，任亦自若”。《华北日报》以二人“加入共党危害民国，该两犯已供认不讳”而被枪决。《新天津报》报道枪决情形，说二人在阅死刑判决后，“面容突变，但仍力持镇静，当向陆军监狱当局索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大公报》报道行刑经过，说二人行刑前仍“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待宣布罪状，即将执行，“吉任两人始少变颜色，但仍矜矜自持，与人谈讲其过去历史，言语之间多愧悟慷慨之词”。
任应岐所写遗嘱，令我泪奔。他首先嘱妻子“小梅来源岫霞（注：任的儿女名字）要尽力照管，好好上学。诸事难为你了。再与来源姥姥说明，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日后返里，诸事要请大哥二哥关照为盼。”接着是撼天动地的一句：“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救，痛哉！”
这份遗嘱，真的是英雄的侠骨柔肠。它架构了三重悲剧，既有现实困境的克制陈述，又有家族托付的温情暗涌，更是生命绝笔的雷霆爆发。
最后15字，是折戟沉沙的铿然断裂。铸英雄脊梁，凝千古遗恨。尤其“痛哉”二字，如岳飞“怒发冲冠”之啸，将个体的悲剧升华为民族集体之痛。分明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孤鸿悲鸣。
时年，任应岐42岁。
就义时，两人均未捆绑，仍着常服，允立遗嘱，死后备棺，足见蒋介石对二人又敬又畏又怕的复杂心态。
反蒋抗日效岳飞，愿抛头颅救华胄。任应岐的事迹没有被写进太多通俗的演义，却在历史的缝隙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凝结着永不磨灭的英雄印记。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感佩任公应岐，他用生命诠释出铮铮作响的真理：有些火焰，暴雨浇不灭；有些光芒，时间遮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