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鲁民
唐代政治家李泌有经天纬地之才，曾立下不世之功，声名显赫，威望很高，但他又无意功名，淡泊利禄，更向往山林村野的隐居生活，于是便给皇帝打了辞职报告。唐肃宗很赏识他，更倚重他，再三挽留。李泌坦率地说自己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可留而硬留，等于杀臣。”他的这五个不可留的理由，实事求是，入情入理，唐肃宗也不好再过勉强，只好放他离开。
李泌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知道功高震主、物极必反的规律，清楚天威莫测，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如果自己不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别看现在受尽恩宠，红极一时，最后很可能会君臣反目，以悲剧收场。
其实，在李泌之前被历代帝王以各种名义杀掉的功臣，如比干、吴起、文种、伍子胥、白起、李牧、韩信、英布、彭越、高颖等，都有若干不可留的理由，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想到或不愿正视，不能留而强留，不该留而硬留，结果就留成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范例。博学多闻的李泌当然知道这些人的下场，所以他不愿重蹈覆辙，这才下决心一走了之。
多年后，苏轼在《沁园春·孤馆灯青》里想到这些陈年往事，不禁有感而发，在词中写道：“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用不用我在于时世、时运、时局、时势，合适了就出来任用做事，不合适则主动退隐；而入世出世则由我自决，听从内心的意愿，不妨以闲静明哲的姿态袖手旁观风云。这是一种达观明智的处世态度，但苏轼虽一直向往却没做到。从内心说他并不想被舍而想被用，不想藏而想行，不想出世而想入世，可朝里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总是逼着他去藏，藏得越远越好，所以就从黄州藏到惠州又藏到儋州 。
古今中外都是这个理，形势比人强，时势造英雄。人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不能逆势而行，逆时而行。小鸡不到时间，硬让它出壳，会因早产而死；过了时间还不出壳，则会憋死在蛋壳里。诸葛亮提前出山可能会铩羽而归；该出山时不出，则会老死乡野。因而，达观者应持这样的态度：“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进退有序，屈伸遂势，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那些著名历史人物里，刘禹锡一贬再贬，苏东坡贬了又贬，范仲淹三起三落，韩愈四被贬谪，其实都没有做到“行藏在我”，而一直惦记着“用舍由时”。只有张良的功成身退，严子陵的垂钓桐庐，陶渊明的挂冠而去，张翰的弃官还乡，谢安的耕读东山，李泌的四出四隐，汤河的告老裸退，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行藏在我”，皆成善果，也都成了历史美谈。
从世界史来看，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该进则进，当退则退，也做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所以，历史评价很高，在美国总统山位列第一。英国的丘吉尔则自恃有功，恋栈贪权，该退时不退，结果被选民轰下台。他愤愤不平，想不通，十分郁闷，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自嘲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他要是听说过李泌的五不可留，大概就不会自取其辱、遇到这样的尴尬窘境了。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形势与机遇我确实做不了主，只有“用舍由时”；但出世或入世我说了算，不妨“行藏在我”。人生在世，若能开天辟地，叱咤风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固然好；若没有机会，不受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就“袖手何妨闲处看”，也是个不错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