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霞

最近读了杨景龙教授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现代诗集《饮一杯唐朝的月光》，另一本则是他的学术专著《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增订本。两本书并置于案头，恰好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一边是严谨的学理探寻，追问新诗如何从古典传统中汲取养分；另一边则是感性的创作实践，展示这种“汲取”如何在现代汉语中开花结果。两部著作，像是一把钥匙的两道齿，精准地开启了理解作者诗歌世界的大门。

《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中将第一章设为“时间生命主题”，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与共鸣。

中国古典诗词最深沉的内核，正是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与对生命有限的深刻体悟——从《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到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再到苏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一主题贯穿3000年诗歌史，是中国诗人最根本的生命意识。而作者选择以此开篇，意在揭示：新诗与古典之间最深层的精神联结，不在形式技巧，而在这种共通的“时间生命意识”。他将此主题作为“古今诗歌传承”的第一条通道，是因为它触及了诗歌发生学的原点——人面对时间，必然要发问、要咏叹、要写诗。

为什么对这一主题产生共鸣，我想，这恰恰印证了作者的核心判断：时间生命主题之所以成为古今诗歌的第一通道，正是因为它超越时代、直抵人心。作为读者，我们或许并不熟悉古典格律，也不刻意追求诗学传承，但当读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内心被触动的，正是那种共通的、面对有限生命而产生的无限怅惘与追问。作者以学者的敏锐抓住了这一点，又以诗人的笔触将其呈现——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研究不显枯燥，总能引发读者共鸣的原因。

从学术到创作，同一主题的双重呈现。更有意思的是，作者不仅是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他自己就是这一主题的实践者。翻开他的诗集《饮一杯唐朝的月光》，随处可见时间生命的印记：那首《寻找黄河》何尝不是在时间之流中寻找文化的源头？《流水笺》组诗反复咏叹的“水”，不正是时间的具象？而那最终定名的“月光”，本身就是时间流逝最经典的隐喻——今月曾经照古人，古月依然照今人。可以说，学术著作中的第一章，恰是打开他全部诗歌的一把钥匙。他以学者之眼梳理传统，复以诗人之心回应传统，最终在创作中完成了对“时间生命”这一母题的当代诠释。

杨景龙在当代诗坛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并非纯粹的诗人，其核心身份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古今诗歌传承领域成果卓著。正是这种深厚的学养，使他的诗歌创作绝非兴之所至，而是一场有意识的诗学“试验”——用创作去验证理论，用诗句去完成“纵的继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诗歌兼具学者的深厚与诗人的灵性，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学者诗人”写作范式。

古典血脉的现代激活。在他的笔下，古典文学修养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典故堆砌，而是完成了从“诗学”到“诗艺”的创造性转化。

首先是与经典的深度互文。诗集《饮一杯唐朝的月光》中设有“与经典互文”专辑，将李白、杜甫等诗人的精神气质融入现代意象。例如《寻找黄河》一诗中，现实的黄河与李白的《将进酒》、庄子的《秋水》交织，在时空错位中探讨文化的“源”与“流”。其次是古典意象的当代活用。他善于调动“楚”“敦煌”“禅”等经典意象，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地标”。组诗《流水笺》则是对“水”这一古老母题的全面现代演绎，既有“大海，才是流水的家”的哲思，也有“送子涉淇的故事”的遥想。最后是诗歌形式的锤炼与建构。针对现代诗过度散文化的倾向，他的诗歌注重语言的淬炼和形式的建构，追求庄正典雅的气象。一句“战国的老牛拉着汉朝的铁犁”（《击壤歌》），便以极简的意象浓缩了厚重的历史感。

两个书名，一个灵魂。诗集最终定名为《饮一杯唐朝的月光》，而非最初拟定的《时光留痕：纯和不纯的诗》。在我看来，这两个书名恰好构成了理解他诗歌世界的两把钥匙。原书名《时光留痕》带着学者特有的质朴，它直白地告诉读者，这本诗集是诗人40余年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一部“诗化的年谱”。而副标题“纯和不纯的诗”则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理论自觉，回应着新诗百年来关于“纯粹性”的争论。最终的定名《饮一杯唐朝的月光》，则是一次从“记录者”到“创造者”的飞跃。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其诗学理念最完美的实践——用现代的酒杯，盛装古典的月光。它至少包含三重意蕴： “唐朝”是文化母体的象征，代表着“风骚”传统与形式美的最高典范，是其向源头溯源的宣言。 “月光”作为承载着乡愁与禅意的古典意象，在此被“饮”这一现代动作所激活，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为可被身体感知的液体。

“饮一杯”则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当下体验，象征着诗人与千年传统的亲密内化——恰如他笔下的《春蚕》，“吃罢桑叶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这两个书名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表里。《时光留痕》是根，扎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学术思考之中；《饮一杯唐朝的月光》是花，是从这深厚根基上绽放出的绚烂诗意。

杨景龙的现代诗歌创作，是一场始于书房、终于诗页的文化寻根之旅。他用学者的深邃目光回望传统，又用诗人的敏感笔触书写当下。正因如此，诗评家李元洛称赞他为“五四以来百年新诗史上的杰出诗人之一”，认为其作品在形式探索上的成果“为百年新诗史所少见”。他的创作，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中国新诗的民族气质，提供了具有“范本意义”的答案。

当我合上这两本书，仿佛看见一位诚恳的、在时光中行走的学者，与一位浪漫的、敢于与李白对饮的诗人，最终在字里行间合二为一。这或许正是我阅读这两本书后的感慨：理论的根扎得越深，诗意的花开得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