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超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化正在改变价值创造的基本形式，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外部性特点使其溢出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框架，由此产生的分配失序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命题出发，回应数据生产、再分配失灵等困境，提出建立数据要素确权和收益分享的制度体系，用累进性数字税来加强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完善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机制
数据对于数字经济而言，就像土地对于农业社会一样，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数据的价值归属至今仍无定论。用户的行为痕迹被平台采集、清洗后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资产，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技术操作，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用户的每一次信息输入就是一种劳动付出，它消耗时间、注意力，服从于平台的交互规则，被纳入价值增值的链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使用的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社会化的知识积累本身就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来源，在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中得到了印证。
问题在于用户数字劳动几乎完全处于无偿状态，平台以免费服务之名获取数据使用权，再据为己有。完善数据要素参与分配要从确权和收益分配两方面入手，国务院2022年发布的“数据二十条”已经提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但是在收益分配环节上还没有形成可操作的规则；某三甲医院和人工智能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加入了数据贡献度指数，按照病历样本的稀缺性以及模型训练中信息增益的权重来分配收益。
规范平台企业的利润分享
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在创造新的就业形态的同时，也产生了劳动收益分配的新问题。以网约车、外卖配送为代表的平台用工模式具有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的特点，平台利用技术手段组织劳动过程，但是不与劳动者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而是以“合作伙伴”“独立承包商”等名义来界定。用工方式虽然赋予劳动者一定的灵活性，但是也使劳动者不能够得到传统劳动法框架下所能够得到的权益保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算法派单系统对于劳动节奏的调节、动态定价机制对劳动强度的影响，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的收益在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配，是亟待理论回应和制度完善的问题。
规范平台利润分享要从劳动关系认定和收益分配机制两方面入手。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目前法律框架对于“从属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依据传统雇佣模式来设计，不能完全包含算法管理下新型控制形式，西班牙2021年出台的相关立法已经将算法管理纳入从属性判断因素，中国人社部2021年指导意见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范畴，为制度探索指明了方向，后续细则的出台将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平台抽成比例、派单算法透明度、合理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地方已经探索出要求平台向监管部门报备算法主要参数的做法，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利润分配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规范平台企业利润分配的根本在于兼顾效率和公平，既不能忽略平台经济的创新价值和发展规律，也不能忽视劳动者应当分得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
强化再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
市场层面初次分配不能独自承担公平的责任，再分配的介入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必要之举。税制改革是首要的抓手，经合组织主导的“双支柱”方案规定了15%的全球最低税率来阻止税基侵蚀；中国财政部已经表态会适时推进相关立法；国内方面，对在线广告收入征收专项税费，并定向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形成取之于数字、用之于数字的闭环。社会保障体系扩容迫在眉睫，传统的社会保险以稳定的雇佣关系为基础，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灵活就业的身份脱离正规市场时，覆盖面就会捉襟见肘；2022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之后，外卖骑手首次被纳入了工伤保险机制，更根本的思路转变就是把社会保障的锚定点从就业身份转为公民身份。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